“主体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在近代的表现形式，它试图通过揭示人的“主体性”来实现对人“成熟状态”和“理想生命”的自我理解。在它看来，人要达到“成熟状态”，最重要的是驱除外在实体的统治，而把自身确实为真正的实体。 为此，近代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把以异在的方式投射到超验实体中的人性内容收回到人身上，由于“上帝”观念中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异在化”，因此，近代哲学的根本任务又可以概括为“上帝的人本化”，即要把“神本形而上学”对神圣形象的顶礼膜拜变为“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人的“主体”力量。而“主体”作为“主体”的特质，就在于他的“理性”。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也是人能实现“自我救赎”、达到真正“成熟状态”的最可靠的手段和工具。虽然对理性的具体理解各不同相同，但通过“理性的自觉”，使人摆脱不成熟的稚童状态，成为一个可以支配自身命运的有力量的成熟的“主体”，则是其共同的诉求。人的这种主体地位体现在与自然关系上，表现为世界的“图象化”，它设想在这种“图象化”中，“合理生活形式的设计同合理控制自然及动员社会力量结合成一种幻影式的共生体。在生产力中脱缰而出的工具理性，各种组织和计划内容中展现出来的功能主义理性，被认为应当开辟出达到合乎人的尊严的、平等而自由的生活的道路”[③]；人的这种主体地位体现在与社会的关系上，体现为人能够在社会公共事物上运用自己的理性，让自我判断、自我思考成为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宰，就象柏林所说的：“我的生活和决定，依靠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外部的什么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工具，而不是别人的工具，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我希望由我自己的理性和我自己的自觉意志来推动，而不愿受强加给我人外部力量的驱使” ①。
人渴望长大，渴望摆脱“未成年”的幼稚状态，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以一种凝聚的方式表达着人的这种强烈的渴求。这一点构成了形而上学最深层的底蕴，无论“神本形而上学”，还是“主体形而上学”，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二、“人的成熟状态”的憧憬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摆脱人的有限的、不完美的状态，寻求超越性的“人的成熟状态”和“理想生命”的自我理解，这一点构成了作为“生命现象”的形而上学的深层动机和内核。纵观哲学史，我们看到，形而上学的这种生存论冲动是通过一种特定、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表达出来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概言之，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它把寻求终极实在、最高实体和事物的“最后本质”作为人的思维和生存的最高宗旨和目标。在它看来，“存在有或者者必定有一些永久的与历史无关的模式和框架，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行和正义的性质时，我们可以最终诉诸这些模式和框架”[④]，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这种终极的实在与永恒的框架，从而为我们的认识、行动和生活奠定一劳永逸的基础，因此，认识和理解事物，关键在于超越“相对”和“偶然”和“历史”，而找到“绝对”、“终极”和“永恒”的东西，唯有绝对和永恒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知识”，因而也才是“真理”之所在。这种绝对，在古代体现为“神”，在近代体现为拟人化的“主体”。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属于一种超历史的、绝对化的基础主义的思维方式。
（2）它把寻求单极统一性的“一元化原则”当作解决思想和生存问题的最根本保障。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部合法性都奠基在这种两元对立的等级模式之上：超感性的“实体”一极所代表的是本质、真理、理性、独立、必然、至善等，感性“现象”一极所代表的是偶然、无常、被动、不真、卑污等，这两极之中，前者是主宰性、支配性和决定性的，后者是从属性、依附性和次要性的，因此前者有充分的合法性来统治后者，后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前者并以前者为最高目标，在思想和行动时，重要是否定和抛弃后者，形成以前者为绝对中心的单向格局，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是一种在两极对立关系中寻求一元统一性、在二元等级关系中寻求单极绝对权威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