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历史均表明，贵族和宗教领袖一般是传统势力的代表，维护旧制度，抵制现代化，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力量，是法治民主的急先锋。亨廷顿说："在大多数现代化中社会，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6
中产阶级作为革命者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中产阶级政治角色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其主要原因是中产阶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就如亨廷顿所认为的，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会经历好几个阶段。一般地说，最初登上社会舞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此后，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分化为文官、军官、教师和律师、工程师和技师、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逐渐地趋于保守。有时，所有这些集团或其中大部分都可能会扮演革命角色，但一般而言，只是中产阶级中非官僚性和非商业性的成分才最容易从事反抗、暴力和革命。并且，在中产阶级的各种成分中，知识分子是最具有这种倾向的成分。这实际上并不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背弃，而是由于知识分子已成长为一个可充当起义先锋队的独特集团。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背弃现存秩序，因为这个集团从来不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无需改变自己的效忠对象，他们只要一出现在社会舞台上，就扮演着潜在的革命角色。其原因就如亨廷顿所说，"知识分子的要求容易抽象化，并且是毫无止境的；这两个特性使知识分子成了革命者。"7
在现代化中国家，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作为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者、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但它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却无法进行革命。知识分子能否取得革命的成功，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特定的阶级结构。因为知识分子充当革命角色的能力，取决于他们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最初他们可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集团，此时知识分子煽动革命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赢得其他社会成分(如农民)广泛支持的能力。
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发展过程来看，经济的发展、都市化的发展，必然导致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并使之多元化。亨廷顿说，"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第一批中产阶级集团是最激进的。在这以后的中产阶级集团可能具有较多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因而较为保守。"8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中产阶级的保守倾向也将越来越明显。如果这时候现代法治民主政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就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稳定力量了。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足够力量的革命中产阶级的存在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设现代法治民主的条件，而具有足够力量的商业化的、官僚化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现代法治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阶级基础。
上述分析表明，中产阶级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古希腊社会里，商业性的中产阶级是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基石。在现代社会里，非商业化的新中产阶级仍然是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中产阶级在短期内可能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则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建设者和稳定力量。因此，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
注释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
2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3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4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7页。
5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