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专制制度不给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菲律宾就是一个例子。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不给中产阶级以适当的自由和秩序，并且还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于是在许多地方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任何暴力和动乱的天然敌人的中产阶级在反对马科斯的斗争中与其他不同政见者携起手来，一反保守的性格，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为这时的中产阶级必须首先从妨碍其事业发展的独裁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
亨廷顿的研究也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保守性，也可能具有革命性。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需要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够成为拥护传统专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则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并开始广泛地参与政治，"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政治制度所承担的压力太大，甚至是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也承受不住，所以在大多数社会中，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传统制度都因此而纷纷解体或崩溃了"。3但是，"如果传统政治制度确能适应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如果现行中产阶级政体中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具有适应能力，那么它就会转变为一个充分参与、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体。相反，如果这些政治制度不具有适应大众参与的能力，......那么该社会就会向大众执政官政治的方向发展，各种主要社会势力就会形成高度动员和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大规模运动。"4
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君主走向现代化的目标既要对付自由派的反对，也要对付保守派的反对，为此他必须寻找适当的政治支持。中产阶级就是其中重要支持之一。不过，君主要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是有很大难度的。首先，中产阶级必须足够强大。在许多社会中，中产阶级没有强大到可以帮助君主进行改革的地步，比如在哈伯斯堡王朝时期，根本没有足够的中产阶级来给君主以有效的支持。在许多走向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中，公营事业和政府工作常常是那些精英所追求的职业，这一传统也阻碍了具有自主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在这些社会中，商业和金融业大多由少数种族来从事，如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泰国境内的中国人，他们从来不是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其次，在二十世纪，中产阶级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并且力量也足够强大，但也可能是君主制的天然敌人。比如十八世纪的伏尔泰和新兴的中产阶级都热衷于开明专制，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观念甚至倾向于把最开明的专制也描绘成封建时代的错误。在中产阶级圈子中，君主制已不再时兴了。不管他们多么支持现代化中君主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但他们依然反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君主制。他们反对具有现代化观念的君主对通信、选举和议会自由所设定的限制，他们会认为君主的改革过于狭窄和迟缓，只不过是一种意在用局部改革来维护现状的障眼法。所以，在如同伊朗这样的国家里，城市中产阶级不但不是支持现代化的君主的来源，反而与传统的教士为伍，成为君主的死敌。
一般来说，非民主政治中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只要提供个人流动的机会，就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中产阶级专家吸收进政府参加工作。这可以安抚那些有可能反对君主制的人们。但是，这样做对君主来说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如亨廷顿所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君主制通过这种个别吸收的进程来减少不满的能力日渐减弱。......对个别吸收的效果有一个最终的限制，这就是，虽然吸收了中产阶级中某些最积极的领袖，使之有助于政权的未来，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为把中产阶级集团和较底层的集团作为集团同化进政治体系提供工具。这只是一种延缓行为。有着新利益的新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高层次的个人流动，也许会减少这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术，但不能将其杜绝。把这些集团同化进体系中的迫切性虽然减少，却依然存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