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战略思维的创造性。从哲学角度看，创造性是思维认识的飞跃、拓展、更新和变革。创造性在战略思维中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要的属性。它从经验、知识和信念中寻找灵感。在战略思维的过程中，计划作战或决定重大行动时，最先进入思维领域的，通常是已有的经验、既定的方案、现成的做法、惯用的例证。这属于“定势作用”下的常规思维，符合“最省力原理”，但不一定是最佳的方案。机械地运用归纳和类比推理，有时会犯错误，归纳和类比推理本来就是或然的，把归纳法绝对化，作为科学发现的惟一正确方法，是靠不住的。演绎在逻辑上是必然性的结论，但在战争指导的运用中，其结果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情况在不断变化，经验也好，预案也好，都是有限的、过去的。不能简单地用有限推导无限，用过去推导将来，用静态推导动态。忠实地依照历史经验制定的战略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战争艺术不同于战争法规，后者需要遵循，前者贵在创造。不仅是战争指导体现创造思维，正确的军事变革也就是一种创造。我们承认经验的基础作用，更重视理性的创造活力。所有传统的东西在当时都是新的创造，这种创造进入历史就成为传统。兵法也和艺术一样，要辉煌隽永就得创造。在战争中能创造优势才能生存和胜利。战略思维的关键是创造性，创造性是一种精神实践活动，作为对模式化和因循守旧的否定，从而实践新发现的意义。这里需要主观能动作用的尽情发挥，需要挖掘思维的潜能，动员各思维要素之间的广泛联系，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每一个创造性的出奇制胜成为历史经验的时候，它同时也就失去了创造的新奇，战略思维又需要新的创造来补充。拿破仑说，“哪里有创造，哪里就有天才存在。”战略思维要求在以往的战争经验、既定的各种方针原则和预案的基础上，依据现实情况并预断未来可能的发展，萌发出创造精神，抓住有利时机，果断作出决策。这是在战争指导上的天才与平庸的分水岭。
九、战略思维的确定性。战争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是超复杂的巨系统，其可变因素多，人为的假象多，对应性变化大。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比对自然界一般现象的认识达到真理性标准的难度大，而对战争的认识又比以对一般社会现象的认识达到真理性标准的难度大。例如，为了对付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就不得不违背结构力学关于过大的保险系数是不经济的原理，而采用增大集中兵力的倍数，“杀鸡用牛刀”。战争如此复杂，而战争决心又要求简捷和确切；战争充满不确定性，而作战计划每一步都必须十分明确。几乎所有确定的事物背后都存在着概率。战略思维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敌情和战局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现代技术也无法消除军事行动中的种种矛盾、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拿破仑说过，军事科学首先要包括准确推算到各种可能性，然后几乎像数学家那样精确地给意外情形以它在人们推算中应有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个人切不可自己骗自己。他说的“意外情形”就是指不确定性。在战争过程中，战争指导者始终处心积虑地为冲破认识上的“战争迷雾”而努力，在“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的认识悖论中反复探索。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战略思维本身必须是清晰的，例如，认识到敌情不完备的程度，就是一种明确的思维。《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明白哪些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才是高明的；自己本来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必是祸害。战争中，常常有对情况不完全明了，却自以为完全掌握了，因而下错了决心，打了败仗的事例。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总结越南战争的教训时说“事后证明我们错了”，“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其有限度的。”即属此例。从认识到不确定性开始才可能以确定性告终。即研究了所有的盖然性，才能定下确切的决心。战略判断永远也不可以离开冷静的理性和尽可能的审慎。在战争中鲁莽同优柔寡断一样，表面上是性格弱点，而实质是思维上的缺陷。仅仅指出军事思维对象中存在不确定性、模糊性的特点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其转化为确定性认识和实践指导的方式和途径。当然，除非到战争结束以后，在战争进行中，谁也不能完全从“战争迷雾”中走出来。在战争指导中，对敌情和战局发展的洞察是相对的，是模糊中的清晰。指挥决心就是在多种可能、多种方案中，对一种方案的认定和对其他与此相悖方案的否定，是选择的结束和实施的开始。战略思维的结果一旦具有确定性之后，便成为带有强制性和权威性的战略决策，并与战争力量相结合而进入实践领域，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对实践发生重大影响。可以说历史上所有惊心动魄的战略行动，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