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略目标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目标。综观国外战史，军事统帅如果不顾最高当局的政治考虑而单纯追求军事目标，往往会导致战争的失败。同样，最高当局如果只是定下开战决心而没有明确的战争政治目标和战略目标，或提出的目标是错误的，那么也会导致战争的失败。所谓“能够打赢战役战斗，却输掉了战争”，就是指这种情况。
战争力量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战略目标与战争力量是辩证的关系，战略目标必须虑及力量的可能；而力量必须按照目标的要求进行建设和发展，以便使二者相适应。当战略目标超过战争力量的可能时，则要么增强或合理运用力量(包括限制或分散对方力量)；要么调整目标(降低目标或分阶段实施)。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根据他多年旅美生活和调查的结论，深知美国有着巨大的战略资源和军工生产能力，日本不足以战胜美国。他在既不能调整目标也不能增加力量的情况下，只能运用手段，即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偷袭珍珠港之后又部署中途岛海战，企图通过这一决定性的一役，将美国海军消灭在太平洋中。然而他遭到了惨败。两个月后，美国在瓜达康纳尔岛登陆，标志战略反攻的开始。日本太平洋战争计划的失败说明，当失道寡助或战略目标超过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时，战略决心和指挥技巧是无能为力的。总之，战略思维的目标性，主导着战略思维各有关要素的实际运作。
三、战略思维的传统性。思维的特点本来就带有延续性。战略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不同的民族起源、历史发展、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等条件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思维特征。好的传统与不好的传统都在历史的惯性中发挥作用。牛顿和笛卡尔等伟大的科学家都没能和上帝脱钩。斯宾诺莎以极大的勇气否定神的超自然意志的时候，仍然是以“神的决定和命令”的名义，来表达他的自然的必然规律的思想。这不完全是他们的妥协，而是历史的局限。军事战略思维从宿命和神秘主义中走出来的时间要早于其他方面的哲学思维。《孙子兵法》表现出惊人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成为古代战略思维科学的一颗明珠。它对中华民族智慧与性格的塑造，产生过重大影响。
传统战略思维，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史积淀下来的独特的战略思考方式，是历史文化和经验的华，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方法论。中华民族具有共源性的传统文化，它不仅蕴涵着我们民族精神历久不衰的秘密，而且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战略思维的根基。其核心是追求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从夏代到清代结束，4000多年间共发生5000至6000次战争，占世界同期发生的战争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古代战争史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战争史，除了晚期的几场抗击外国入侵的战争外，基本上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或政治集团为谋求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战争。中国人所特有的理智和含蓄的民族性格，在战略思维领域也有其独特的表现。例如主张“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不以兵争天下”，重谋略，和为贵，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的理想境界，崇尚“从古知兵非好战”的武德。甚至认为“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止”，“战胜以丧礼处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根本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遗训》、德国《德皇雄图秘著》(原名《朕之作战》)、俄国《彼得一世遗嘱》那种侵略扩张的传统依据。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评论的：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命。也许最能证明这个问题的是，中国明代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船队规模也是他们的几倍，但中国郑和带去是瓷器和丝绸等，而没有利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殖民地。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新中国成立后，一贯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战略思维是有中国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政治基础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八次对外战略性军事行动，都是反侵略和自卫性的。中国的军事战略边疆根本不会超越它的自然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