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具有层次性，比如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思维、军事战略思维、军种(陆、海、空军等)战略思维以及核战略思维等。军事指导的层次越高，对思维方法的深度、广度与艺术化特别是创造性的要求越高。这里研究的是属于最高层次的战略决策思维的规律。它具有政治性、目标性、传统性、整体性、系统性、超前性、对应性、创造性和确定性等特点。
一、战略思维的政治性。军事是政治的工具。每一场政治革命在军事战略思维上都有其独特的表现，拿破仑领导的法国革命是如此，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也都是如此。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大战略，反映国家与民族的安全利益和对战争的根本态度。军事战略的根本职能是实现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政治目标和安全利益。国家对外政策和战争性质决定每一个具体的军事战略思维的动机和目标。历史上从来没有超国家利益和超政治目标的战略思维，也从来没有置于政治之外的战争。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在战争中战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更要明确意识形态的背景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间的战略思维内容。不同国家的政治利益深刻影响着它们的战略思维走向。
当代世界存在着强权政治决定论主导的进攻战略思维和维护本国主权与安全利益的防御战略思维。进攻战略思维不断追求利益目标，把抵制其达到扩张目标的国家或力量视作威胁；防御战略思维则注视着外来威胁，把保卫自己疆界内的安全作为目标。这两者的对立与矛盾斗争，驱动着世界或局部地区的军事政治风云的变幻，并且不时碰撞出火花，成为不安定的主要因素。这种现象又反过来影响和强化战略思维的政治特征。
斯维钦说过，“战略当然要力争摆脱不好的政治的，但是如果没有政治，战略在真空中是不能存在的，战略注定要为政治的所有过错付出代价。”西方某些学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战略是为这种权力斗争服务的。当然，权力是无情的，然而历史更是无情的，历史的报复和裁决往往比霸权扩张更有力量。20世纪留给人们的一条历史警告，就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伤亡越来越多，但并不能解决问题，任何一个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最终都得到与愿望相反的结局。它们在追求霸权的过程中，逐渐消耗自己的力量，总有达到其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的一天。这就是“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绝对霸权终将绝对衰败。奥本海说，“只有权势均衡才能防止国际大家庭任何一个成员把自己凌驾于别国之上。”一个多极制衡的世界，会比一超主宰的世界具有理性和安全保障。
战略思维的政治性，一方面表现为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另一方面还表现为战略指导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制定战略的影响。科学的、正确的战略思维，不仅要体现正义性质，而且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指导战争活动。
二、战略思维的目标性。战略思维要求具有明确而坚定的目标观念。军事辩证法关于“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与战役战斗的不规则无定向”的重要命题，其中的“有定向”就是指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无论战役方向如何灵活多变，但战略方向必须始终如一。只有当形势和任务发生重大变化时，才实行战略转变。古往今来的战略家，如果在战略目标上出现模糊或游移，那末下文很可能就是失败。中国古代的西楚霸王项羽，外国古代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他们都是在取得军事上的大胜之后，没有把握住战略目标，而前功尽弃，遭受失败。有的学者评论，迦太基的灭亡是“没有大战略的悲剧。”1815年滑铁卢之役时，政治反动、才能平庸的英荷联军统帅威灵顿之所以能够打败拿破仑，除了客观条件外，其主观指导因素，即如利德尔·哈特评述的：“威灵顿始终不渝地执行着自己的战略计划”。他把目光始终盯在目标上，所以不会把手段错认为目标。与拿破仑不同，他并不受战争浪漫性所感染，那足以产生幻想和自欺。这是他们成败的根本原因。这个评价未必中肯，但至少说明战略思维中目标原则的重要性。恩格斯则更明确指出拿破仑的失败在于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法国革命的战略目标。他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坚持盟军对日作战直到它停止抵抗为止，其本质就是坚持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革命战争进行战略决战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用历史教训教育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可稍许放松革命的战略目标，断然否定“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的议论，终于取得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