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纪更替的到来，世界各国加强综合国力以夺取新世纪战略优势的竞争也进入了关键的阶段。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似乎是当今某些西方大国战略思维的一大特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概括的：“今天的西方被相互关照的贸易利益、多国相互投资、共同的文化观念和最重要的因素——繁荣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但是这些纽带缺乏共同对付一个强大的敌人(如在过去50年中的苏联)的那种力量、目标和观念。”于是，在欧洲就出现“北约东扩”；在亚洲就制造，“中国威胁论”，提出要“遏制中国”。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在作祟。试问，今天世界上威胁究竟来自何方?是谁在利用巨大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优势推行强权政治?是谁把自己的安全边疆推向全世界每一个地区?又是谁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利用台湾、西藏、人权、军控、核试验、贸易以及民族宗教等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制造困难，甚至对中国进行“炮舰外交”?要知道，谁也没有给西方大国垄断人类价值观念的权力，更没有授予它们任意给别国下定义的权力。国际上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对中国进行冷战是不明智之举，“代价昂贵而且危险”。俄罗斯学者说：“巩固中国国内的稳定，实际上等于为巩固东亚的和平与安全作贡献。因此，在中国制造混乱的任何做法，不管是内部势力还是外部势力，不管有多么‘崇高’的愿望，都是不负责的表现。”这里需要现实的理智而不是政治上的偏见。170多年前，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指出：“美国深知，一旦投到他国的旗下，即使是投到争取独立的旗帜下，便会卷入战争，不能自拔，……一旦卷入，美国便可能变成世界的独裁者，不再是自身精神的主宰。”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历史警告。一百多年后，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总结越南战争的教训时，作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说：“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社会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遗憾的是，美国在朝鲜、越南和科索沃都陷入了这个误区。70年代初，毛泽东从全球政治和世界和平着眼，从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出发，导演了中美建交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一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在美国，也只有像尼克松和基辛格那样明智的政治家，才能够读懂毛泽东请斯诺上天安门和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深邃的、充满东方智慧的政治战略语言。它成为20世纪大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遗产。
中国一首古诗中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里讲的决不是对付骑兵的战术要领，而是一种战略思维。主旨是拥强兵而反黩武，操利器而避杀伤，制侵陵为根本计，保国土而不越疆。当今世界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或许能从这首中国古诗里得到处理国际问题的启示。
二、“现代化共识”的形成与儒家的调适
（一）“现代化共识”的初步形成与儒家的调适
儒学的“现代化共识”初步形成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后对儒学的大破坏、大解构，促使知识分子激情高昂地宣传西学，主体是“民主”与“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大主要思潮，自由主义此时还是主流。陈独秀和胡适是其中的旗手。虽然“现代化”作为一个新词还要到三十年代使用，但儒学的“现代化共识”（我们指称的“现代化共识”是指儒学已经放弃了对西化和西学的全盘反抗，对西学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亲和和认同，决定在中国本位的基础上去吸纳西学，承认西方的优点和长处，但要求西学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就相当于提出了要“现代化”但不要“西方化”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不过，在三十年代，系统的、有影响的现代化理论尚未形成，“现代化”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梁漱溟的儒家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影响有限，而且实际针对的乡村改造，不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理论）原因是，经过五四的洗礼，传统儒学业已完全丧失了号召力，西化思潮已经广泛地播入知识分子之中，“新儒学”的建设者只好借助于“西学的本土化”来号召人心，从20年代到30年代，经过几次大的论战（包括20年代的东西方文化论战，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论战，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战，从20年代直到40年代的工业化与农业化论战），儒学的“现代化共识”得到进一步的淘洗，儒学得以抗衡西化的武器就是“中国本位”或“本土化”。对西学的“物质”武器，儒学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抵抗，对西学的“精神”武器，儒学还在顽强地抵抗着。但随着“新儒学”建设的推进，“西学”与“中学”的“精神”资源也在走向融合。最终呈现“和合会通”和“创造性转化”的新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