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将国家视为普遍的存在，而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特殊的存在，最后得出市民社会、市民思想（民主思想），“必须以国家为前提”的判断。②马克思对此曾说：“黑格尔对国家精神、伦理精神、国家意识崇拜得五体投地”。事实是，德国一方面在宗教上是坚定的“新教”堡垒，其现代化方式又表现出较多的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地方，由此与东亚现代化模式表现出某些相近代的地方。
然而，一旦均质水平提高，“路面”渐平，就应该加快速度，向民主理想奔驰。虽说驾车的第一前提是“安全”，而其“本质”却是“速度”。虽说以“权威”方法求“发展”，而目标是“发展”与“民主”的总和。
进一步说，“发展”推动与酝酿着“民主”。发展过程中市民层的扩大将促成“民主”载体的拓展；市场原则中“公平”、“契约”理念向政治范畴的外延，将最终使“市场”成为“民主”的课堂；市场经济的每一发展都在为“民主”的殿堂，砌砖树梁。
“民主”思想的出现、民主程度的提高与民主操作的成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文明程度的标志。现代化不能仅仅体现在“经济”上，还要体现于“民主”。一个经济发展而民主滞后的社会，不能说是一个现代化社会，不能说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显然，现代化从一个意义上说，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而且也是政治的现代化（民主）。对现代化的诠释，不仅是国家与民族的，还是“世界”的。现代化是“工业化”与“市场化”，现代化还是“世界化”。当世界精神主流已经向着民主平等与自由的方向涌进，而一个国家还只是满足于“经济”，将民主的课题延宕无已，势将疏离国际潮流，其结果成为世界孤儿而陷入向隅而泣的尴尬。其显例在东亚有日本，在西方则有德国。半个世纪之前，两国的经济发展取得相当的程度，经济发展任务已经完成，却继续维持甚至发展专制统治，一举向外侵略，留下的教训十分惨重。
这样，对东亚权威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有一个辩证的认识：这样的发展方式是需要的，但只是“权宜”的与一时的，是东亚现代化的过渡形式。由于中国古典文化中民主资源的缺乏，由于人类文化进化必然要使封建文化演化为民主文化，由于“民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决定中国文化在重构与更新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民主思想的输入、启蒙与受容。
注释：
① 笔者还认为，作为一个更新了的现代性文化，大体要符合以下的几个条件：其一“入世”性。这个文化要积极参与“世俗的生活”，使被这个文化所“化”者，关心现实世界。其二是“普世性”，对“普世”定义我们这里已作了自己的解释，说的是文化渗透性及于大众中的普及性。其三是经济伦理。其四是民主思想。还有其它，以上说的是主要的几个方面如果再简约地说。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变迁其基本的路数是沿着“民族”、“民主”、“科学”这样的路数进行的。具体言之即是将中国的文化演化为适合时代的民族的文化、民主的文化与科学的文化。以上的说法还不够的话，则要补充的是将中国文化转化为现代性经济伦理的文化。
② 例如日本明治时代实行现代化，在政治体制与伦理构造方面，重要的学习对象即是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