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说，“西方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拉登一步步登上穆斯林英雄的宝座”。为什么本拉登这个地地道道的恶魔，居然成了一部分伊斯兰人民心目中的英雄，难道责任仅仅在于那部分伊斯兰人民的愚昧和偏执吗？
我在9月13日的一篇文章中说过，911受袭，是美国社会为身当全球霸主付出的代价，是它为控制中东石油产区的地缘战略格局付出的代价。也是美国人为它的“人权等级主义”付出的代价。美国人对内民主，对外强权。对内尊重人权，对外却将人权系数按梯级分布。它一贯倚仗霸力打压异己，难免处处与人结怨。在那些长期处于力服心不服状态的弱者中间，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心灵在晦暗中畸形发育，去寻找一种弯曲的力，反弹报复，张扬自我，恐怖主义就是这样诞生的，那么多人，为了狭隘扭曲的“善”，自愿舍身充当“肉弹”，就肇始于此。 （郭飞熊：《美国恐怖事件对世界政局的蝴蝶效应》）
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行为相当离谱，它的战略利益代理人以色列的士兵，可以在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甩来一张纸片时，报之于真枪实弹，这时候，美国人是不会大谈人权和对人的生命的尊重的。当美国轰炸伊拉克目标时，对平民百姓的无辜伤亡，又是何等的漠视，它的冷血，让任何有良知的旁观者都会觉得心寒。
美国人的确很尊重自己民众的生命，的确很尊重自己士兵的生命。它发明了外科手术式战争，把自己的物质力量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一心一意地争取着美国士兵的最低伤亡，却为此必然性地造成敌方平民百姓的大量的被误伤。在南联盟科索沃，它就这样不断地误杀了1300多人，误伤了60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平民，它的零伤亡目标得以实现，从而赢得了国内民众对战争的连续支持。
为整个美国国内所津津乐道的所谓零伤亡战争，实际上就是这样建立在他国人民大量的无辜死亡的基础上，对它的追捧和好莱坞式的歌唱，成了十几年来美国的时代精神。当自己零伤亡而别国人民无辜死亡之时，美国人民的良知又到哪儿去了？他们的领导人又是怎么反应的？
当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全国电视节目中被问及50万伊拉克儿童因封锁而夭折时，她承认那是她的政府的“为难的选择”所导致的后果，并且说，“我们认为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这次开战之初，国防部长拉斯菲尔德在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的回答是：“战争难免是要伤及无辜的。”看，他们对敌国无辜人民的生命说得多么轻巧！这些，是一时口误和偶然思绪，还是更深层的或者潜在的政治哲学的反映？
我宁愿把上述两位美国领导人的言论，视为一种内在的道德价值观念、一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人权等级主义的表现。我们知道，有众多的人们的道德观念与此相反，他们信仰“杀一人而得天下，不为也”的古老教诲，俄罗斯大文豪陀思朵也夫斯基说过：如果必须在拯救一个受难的孩子和坚持真理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宁愿放弃真理而拯救孩子。（刘晓波：《贫弱和信仰决不是僭越正义的理由 》）把他国无辜人民视为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需要保护，把他们的生命置于自己士兵的生命之上，这才是人间正道，可惜美国人做不到，他们所作所为与此恰恰相反，并且，他们还看不出其中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几十年来杀了几百万无辜人民，整个美国上下，还自诩是“仁慈帝国”！
与这相互辉映的是本拉登的道德价值观念——“我们伊斯兰国家忍受这种苦难已经八十多年了，我们的人格被羞辱，我们的信仰被玷污，我们的孩子在死去，我们的鲜血在流溢。”这是原因陈述。“全能的真主以其惊人的神力攻击了美国，摧毁了他们最伟大的建筑。感谢真主。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美国举国都已经陷入巨大的恐怖之中。感谢真主，美国人将感受到我们所感受的一切。”这很有效，但是却制造出同样的灭绝人性的惨剧。旧魔未除，又一个新魔诞生。这个新魔，对阿拉伯人民的悲情，是表面地利用，而不是真切地代表，他们只是“从人们对美国政策的绝望、恐惧和愤怒情绪的蓄水池中汲水”，借以浇灌他们的枭雄梦和权力梦。只要看一下它的盟友塔利班对阿富汗的治理，就可见这伙人想给予人民什么。他们的理想，是把世界拉回到公元七世纪伊斯兰发轫之初的那个时代。至于全球方略，本拉登在接受采访时表白得淋漓尽致：他们要推翻阿拉伯世界中所有腐败的、压迫人民的政府，代之以纯粹的“穆斯林”制度，从而控制中东石油产区；他们支持在车臣、波斯尼亚、中国西部、北非、东南亚以及其它地区的穆斯林进行反对异端的斗争，要把原教旨主义在全球发扬光大。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圣战宏图，如果得以实施，将给世界的安全带来无边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