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农民负担过重是当前农村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村级层面上，从村民的角度来看，负担是怎样重起来的，是探讨农村政策执行的重要内容。本文运用近百篇大学生假期调查的个案资料，尝试分析农民怎样感受、认识、特别是怎样对待负担过重的问题。
关键词：农民
负担
基层组织
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央更加重视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发出若干重要文件。通观这些文件，措施力度越来越大，规定要求越来越细。但是，似乎问题并没有根本好转，相反，在一些地方似乎更加严重。
1999年寒假期间，我们动员了首都高校近百名大学生回乡进行实地村级事件调查(本次调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民与基层组织”课题组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96名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具体执行。调查要求是，访谈并记叙发生在本村一个或数个重要的社会事实，具体包括土地调整、农民负担、村民选举、村务公开、计划生育、冲突和上访等方面的案例故事，报告的写作强调真实的“记录”，而不是分析。形成个案报告90余篇。本文是依据大学生个案调查材料中“农民负担问题”分析报告，为课题分析报告之一。)。调查主要是关于村庄内部热点事件的访谈记叙，涉及土地承包、农民负担、村务管理、村委会换届选举、干群纠纷等事件过程。在完成的90篇报告中，涉及内容最多的是农民负担问题。通过对于这些报告的分析，我们对于农民怎样感受、认识和对待负担问题有了一定的理解。
村民的视野有局限，往往看不到直接向他们要钱要物施加压力以外的社会因素，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对于基层干部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存在的问题是看得最清、体验最深的。更重要的是，农民的感受直接影响农民的行动。
一、农民的感受：负担愈减愈重
对于一些地区的农民来说，负担是进入90年代以后开始加重的。原籍河南中部地区的一个大学生这样描述家乡的农民负担的变化过程：
李庄村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村子。大多数农户从1992年开始有一种很异常的感觉：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被乡村干部拿走了。说是改革开放农民收入增多了，而实际上大部分只从事农作的农民倒有一种手头变得愈加窘迫的感觉。村民们说，那几年是一个变动的时期，中原各地正兴建乡镇企业，集资、摊派逐年增多。
到了1996年，国家实行粮食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时，农民的感觉才稍微好一些。但由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修建乡村公路、修建村室等事情要办，近两年村民又感到了很重的压力，开始出现一些集体上访上告的事情。
1997年的乡统筹通过公粮一次扣除，农户只收到了一张白条。同年10月,乡党委书记要调到外县任副县长，为了稳定局势,暗示或要求各村缓交村提留款,由此村里各项活动因缺款而耽搁，这就为下一年工作开展埋下了隐患。接着是计划生育大检查和挖河修渠，村提留款一直推到1998年春季。此时乡党委书记已调走。
1998年春天，春耕开始，农户正忙着投资、播种，手头很紧,提留款无法收缴，不得已，只能推到秋后和1998年的村提款一并收缴。但终因二者相加每亩地逾百元，导致群众十分反感，加之县里有文件规定：无论如何各村不能有上访事件，违者查处。这样两年的提留款欠款达二十多万元。再说夏季因公粮、种子粮、教育粮等总计每亩超百斤，群众私下联合，只交公粮。后来，村组干部只得挨家挨户去收粮食，之后派人交到乡里。据村支书介绍，为了收交两年来积累的违欠提留款（因为全县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县政府已向省检察院提出申请：可否用强制手段，强行加以收缴。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系本科生，李连仲，《李庄村的农民负担》，河南）
这个大学生的记叙很有历史感，村民的感受对应了宏观方面的情势变化。基本的负担影响因素是，经济过热过程中的开发办厂需要农民出钱，名目繁多的升级达标也给了农民直接的经济压力，而中央政府关于负担工作的力度加大则使得基层领导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会推延甚至放弃一些压迫性行动。这个村的问题实际上在较大范围有共性，即一方面农民的负担额在上升，但另一方面，乡村组织的收缴难度在加大，越来越多的农民拖欠了合理或者不合理的负担。矛盾尚未爆发，但基层组织本身的财务压力日益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