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指出该篇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其经济论点。郭文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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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冈崎文夫教授与胡遭博士的观点在拙文中曾经提过：“Notes on Dr．Swann's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HJAS 13(1950)，pp．525—527。并参考罗根泽在《管子探源》(1931年)中的好文章，附录二，“古代经济学中之本农末商学说”，及谷霁光，“战国秦汉间重农抑商之理论与实际”，《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7期(1944年)，页1—22。并比较Wang Yü-Ch'üan(王毓铨)Early Chinese Coinage，1951，pp．22—53，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有一精辟扼要说明。
[2]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27—62。
[3] 郭沫若、闻一多及许维通合著《管子集校》，1955年，上册，页538—631。
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他在原则上是把农业生产作为本案，他虽然重商，但并不敢轻农。……然而作者尽管主张大量消费，极力奢侈，但他却是有一层不可忽略的限制的，那就是最上层的统治者不好马马虎虎地跟着奢侈。这是一层很重要的限制，我们不能把它轻略看过，也不能看作是作者的自相矛盾。……他的主要目的是想使下层的民众富庶，而使中层的士大夫之家(也就是地主)不能积累资金，以从事兼并，但对于商贾则不加以限制[1]。
整个来说，以上的摘要是对文献的片断加以某些校改后所做的合理解释。郭氏无疑用过于现代的名词来处理这段文献，因为他采用了毫无必要的术语“全面就业”。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有谁能够确定“侈靡篇”整篇甚或论经济的那段文字都是出自一人之手。大家都知道《管子》这本书属于杂家，包容的观念，有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等等各派的思想[2]。特别是在有关齐桓公与管仲对话的几篇中——“侈靡篇”即其中一篇——别家的思想与理论经常被征引和批评。把批评和批评的对象区分开来，并且留心删减与增添之处，这都是重要的。像“侈靡篇”这样受到严重篡改的篇章，要将支离破碎的观念重新组合出一个系统来，顶多也只是尝试罢了。
上引郭氏论文的摘要事实上包含了一些观点上的歧义，比如说，借着指出消费与就业两者之间的可能关联来为奢侈辩护，此其一；强调商业而不忽视农业，此其二；把奢侈限制为中层富裕之家的欲望，而将民众和统治者本身排除在外，此其三；把士大夫与地主合为一个集团，把商人分为另一集团，虽然两者可能一样富有，此其四。这些观点未必能组成一个有说服力的系统，因为就一种态度或政策来说，采其一而不肯定其他是很可能的。因此郭氏显然太执迷于将之系统化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引入之处为联结消费与就业的经济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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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37—38。
[2] 罗根泽《管子探源》。范得龙(P．Van der Loon)，“On the Transmission of Kuan-tzu”《通报》卷41，4、5期合刊(1952)，页357—393。
郭氏先假定全篇系出自同一作者，然后继续讨论此篇其他处理有关政府、法律、宗教、军事等政策的数节文字，并且拿来和法家、荀子的思想作比较。郭氏甚且臆想了该篇之著作年代与选述情形，而断言它是在前190年左右完成的，且可能为秦丞相李斯[1](他是荀子的弟子)的弟子或家臣所撰。郭氏主张整篇文章反映了纪元前3世纪及2世纪初年左右商人阶级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与将本身的地位提高到地主之上种种努力的失败。照郭氏的说法，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没什么指望，因为中国是一个大陆性的农业国家，在科学与技术到达一定的水平之前，国计必须仰赖基本职业的农业，而政治领导权也必须依赖有地阶级。用他的话来说：“商人投降了，侈靡说自然也就石化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