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究竟什么是“约定俗成”的关系呢？
如果一个言语行为的效力保障来自于外在的社会规范或者强力，那么这个言语行为和以言行事的结果之间的确存在“约定俗成”的关系，比如在加油站里说“不准抽烟”，在公共场合说“不准吐痰”，此类言语行为的结果（一般而言）是抽烟者把烟掐了，吐痰者不再吐痰——但是这种约定俗成的关系不仅了无新意，而且由于它所依傍的是外在的规范和强力，而非理性论辩，所以也无助于沟通行动理论的澄清。
哈贝马斯当然不会这么没有创意。相反，他认为，问题恰恰产生在以下这种情况，即如果言语行为的权威既不是直接借自规范的社会力量（比如在加油站里说“不准抽烟”，在公共场合说“不准吐痰”这些与制度化相连的语言行为。），也不属于偶然促使同意的潜能（比如表达意志的命令句中），那么言语行为是从哪里得到力量来调节互动行动的？[15]
哈贝马斯认为，在一个达成理解的沟通行动里，听者接受这个言语行为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层面：1，听者了解了这个陈述，也就是说，他把握了陈述的字面意义；2，通过回答“是”或者“不是”，听者给出自己的立场；3，在达到一个已经获得的同意的结果里，听者根据约定俗成的义务（conventionally fixed obligation）指导他的行动。[16]
为什么一个听者在没有外在规范的强制下，依然能够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行动，这种约定俗成的力量来自何方？这是一个问题。
以“窗子开着呢”这句话为例。
如果没头没脑地说一句“窗子开着呢”（就像早期语言哲学家讨论语义真理时所做的那样），它就是一个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ion），或者说是一个记事性（constative）言语行为，表述的是“窗子开着”这么一个事态。
可是，在日常对话中，我们很少这么没头没脑的说话，否则我们就会被指责为“不可理喻”。设想一个场景，屋里都是人，我走进门突然说一句“窗子开着呢”，屋里的人肯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说：“一般而言，对于记事性言语行为的意义后面并不跟随特殊的义务（obligation）”[17]但是如果要想使这句原本没头没脑的话成为可理喻的，我们就必须引进情境（situation）这个概念，引进情境的结果不仅是使沟通行为得以成立，更主要的是，它使一个独白变成了对话，使原本是以言表意的行为成为了以言行事的行为，让我们设想如下的场景：
场景1：天气很凉，我走进屋说“窗子开着呢”，这时候我的意思是最好把窗子关上，这显然是以言行事的范例；
场景2：天气很热，你想开空调，可是这时我说了一句“窗子开着呢”，这时候我的意思也许是“窗子开着，如果你要开空调，先关上它。”也许是“窗子开着，已经够凉的了，就不用开空调了”，具体意思是什么，想导致的以言行事行为是什么，全凭当时的语境、对话双方的共同背景、以及听者对这句“窗子开着呢”所具有的字面意思和隐含意思的理解所决定，这里虽然没有一定之规，但也绝非可以进行任意诠释——它是有具体的规定性在里头的，换言之，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约定俗成的“义务”——义务这个字眼太强，我更愿意说成是“习惯反应”。这种“习惯反应”的力量不是来自外在规范的强制约束，而是日常语言。
事实上，对这个场景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构想：假定对话双方是一对夫妻，丈夫是说话者，妻子是听者，丈夫生性节俭，一向主张尽量少用空调以节约用电，两人此前曾为此多次口角，因此当丈夫走进房间说“窗子开着呢！”，此时就不仅意味着“窗子开着，已经够凉的了，就不用开空调了”，而且还有通过这个言语行为谴责乃至激怒妻子的意思在其中：“你怎么又在浪费电？”——很显然这是一个以言取效的言语行为，而且在这个特定的情境里面，我们可以预见到随之而来的“习惯反应”：夫妻再次大吵一顿。
以上分析表明某些言语行为后面的确伴随着约定俗成的结果，但却无法证明只有以言行事行为才具有这种约定俗成的结果；不仅如此，以上分析还证明了奥斯汀本人的一个困惑，即所谓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言取效的区分也许只是出于方法论上的方便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尽管在概念（逻辑）层面上我们可以勉强加以区分，但是落实到经验层面，尤其是日常对话中，这三种言语行为方式合为一体的例子却是比比皆是。可是沟通理性要想获得与工具理性对等的地位，就必须确保在逻辑层次和经验层次上的双重稳定性。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句简单的“窗子开着呢”，既可以是以言表意，也可以是以言行事甚至是以言取效行为，遑论其他更为复杂的日常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