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们普遍承认，“规范”总是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一定作用，但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解释。关键在于搞清楚规范如何形成行动者的价值和偏好、从而塑造其行为的过程。实际上，行动者可以只字不提自己的利益，只用某种正义或公平意识去解释自己的决定（道德化解释）。
第三，“理念”发挥着聚焦的作用，它使行动者能够对形势形成明确的看法，从而对结果具有一定控制力，这是因为行动者如何去界定问题本身便决定着解决方案的性质。在任何政治环境中，政治领袖和其它参与者都有必要说明和表述他们对问题的诊断，并使大众相信某种制度或政策建议能够用于解决紧迫的问题，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案。行动者如果事先缺少可以用来阐明形势的理念，他也不可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采取行动。在政体转型同时出现的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就更是如此。由此可见，行动者用来提供稳定感、使有目的的行为成为可能的一套理念，对决定新的制度形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理念”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确实能够改变行动者对“自身利益”的看法。这两套概念虽然可以分而论之，但它们并非互不相干的东西。其实，“利益”的表达需要以“理念”为媒介。因此，强迫我们在它们之间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是错误的。如果行动者能够根据一些“理念”去界定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对制度或政策的选取也是由“理念”所致。
总之，对于解释选举制度的选择，着眼于理念的方法较之以利益为基础的方法更为先进。政治制度是有形的理念，它们是一些根据有关人们对环境的解释去组织事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显然有着理念的基础。如此一来，制度变革本身就变成了对现有制度的理念基础挑战。
但是，制度的设计与演变不可能完全用“理念”本身的存在加以解释。在经历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可供利用的“理念”实在是五花八门，所以选举制度的选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各种改革的理念互争高下的情形并不罕见。同样，由于政治行动者各持己见，政治光谱中的价值观也是形形色色。如果不只一种理念影响着政治行动者，为他们提供辩论有关最佳行动方式的立足点，那么这种理念之争就会成为讨论各种选举制度之优劣的典型特征。正如Norris所说，在有关多数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孰优孰劣的辩论背后，有着“无法解决的价值冲突”。⑩赞成一方的人和赞成另一方的人，对代议制民主的看法大相径庭。
按照传统的智慧，在公平代表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有人想要政治稳定的话，他就得选择多数决的代表制，假如更看重公平代表，他就得选择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有利于议会中出现更多的政党和观点，因为没有哪个政党能在议会中赢得绝对多数的席位，所以通常需要组成联合政府。相反，多数决的代表制较容易把组织政府的责任委托给一个在议会中获得简单多数议席的政党。
寻求“最好的”制度，是各种制度设计之优劣的讨论中的一种常见的毛病。例如Lijphart十分相信，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all things being equal），把议会制政府同一种温和的比例代表制结合起来将有利于政治稳定，因此从长远看能够增加巩固民主制度的可能性。（11）还有人从规范的角度主张，政治稳定或民主制度的前提是找出公平反映民意的方法。如果制度安排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关心政治稳定的人也会同时关心公平的理念。然而并非人人都相信这一点。在Blau看来，目前并不存在完美的理论解释为何我们应当按照比例代表制分配议会席位。（12）他以英国为例表明，“公平”的概念不可能成为选择比例代表制的标准，因为它的含义是见仁见智的。
放诸四海皆准的民主制度并不存在；民主政治可以用多种方法组织起来，但基本假设是，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包含的诱因和遏制因素会产生不同的政治行为。制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找出哪些在制度方面的设计对稳定和有效的政治体制最有利。例如，为了确保新生的政党体制顺利运作，提供制度方法的专家都赞成以下几点是重要的：防止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维护少数人的代表权、鼓励向心的动力，以及确保政党不仅要对人民负责，而且能成立强而稳定的政府。学者主要关心的是那些能聚集社会利益、建立共识以及领导民主过程且甚少分裂的政党体制的发展，所以，建立健全的制度是必须的，尤是以达致不仅在政党竞争和合作之间，而且在代表性和管治能力之间一个健康的平衡。同样重要的，是游戏规则应该小心地修改，以适应和响应每一个国家的特殊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