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性选择理论的贫困
“理性选择理论”做出一些同人的自利动机有关的简单假设，然后试图描述和检验从这些假设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预测。主要假设有三：第一，个人知道自己的需要；第二，他们试图满足那些需要；第三，行动者希望掌握相关信息，以便对自己的选项加以评估，尽可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因此，制度变革的机制具有工具理性的特点，它是以当事人自私的选择为基础。
所以Ordeshook 声称，“政治制度是其建立者的自身利益的产物。”③也许我们可以放心地假设，参与选举法协商过程的大多数政党，是从未来的权力分配这个角度看待自己的利益。政治行动者只会同意那些有利于他们扩大或维持权力份额的改革。换言之，假如他们预期提高效率的改革——对各方都有利的改革——能够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他们就会支持这种改革。但是，假如涉及再分配的改革有可能以某一方为代价让另一方获益，那么前者是不可能支持这种改革的。
乍看上去，这种“理性选择论”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理论模型，它对选举改革的过程做出了简单明了的解释。假如各种选择一目了然，其后果也较为明晰，这种理论便为制度选择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换言之，新的游戏规则在政治参与者的战略性讨价还价中产生。具体而言，假如（1）一个国家里存在着处于支配地位的参与者或参与者联盟，并且他们希望在另一种选举安排下得到更多的席位或权力；（2）这些参与者利用其支配地位而做出选举法的变革。不过，在选举改革的后果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自利的参与者为了避免全盘皆输，倾向于采取回避风险的立场。这是因为当事人虽然很清楚自身的利益所在，但对于如何实现它们并无把握。④可以预见到两种不同的后果。其一，这可能导致政治参与者将比例代表制和多数决制度采取混合的安排。其二，政治参与者有可能阻止变革，维持现有的规则。
然而，相关文献可能夸大了“理性选择理论”的优点。首先，自私自利远不是一个毫无问题的概念。如果用来辨别利益的方法是行动者对某些选举制度的选择，即根据行动者的行动去识别他们的目的，那么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自我证明”（self-confirmatory ）的理论。根据从行动者身上观察到的他们对选举安排或制度的偏好，去确定他们的意图或利益，毕竟不能充分揭示工具性选择的机制，更糟糕的是，它还有同义反复（tautology ）之嫌。
于是，有些信奉“理性选择理论”的人转而采用一种演绎法，从个人自利的假设，把行动者的选择理解为他对改革预期的效果。这种确认行动者动机的演绎法虽然有着比归纳法较坚实的基础，却会使它破绽百出。工具理性的考虑听上去简单动人，但是根本没有理由相信行动者的选择将会产生符合其意向的结果。一旦碰到改革的失算或意外后果，其最终结果经常对他们不利。这种工具理性对于分析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显然用处不大，因为其中的政党、政治领袖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极不稳定，尤其是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独裁统治之后。因此，行动者有可能不清楚制度改革会产生甚么结果，从而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利益所在。
Bunce 和Csanadi 提出，“流动性和变化不定”是后共产主义国家现时的规则。⑤共产主义政权已被拉下来，但新的游戏规则却似乎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Havel 赞成这种说法：
那种每样东西都在破裂的感觉十分普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确的。以前支撑秩序的方法——中央集权、官僚主义和颟顸的体制——不能维持并且正在崩溃，新的体制在各方面正在诞生、准备和考虑之中，但它仍未站稳脚步和行动自如。⑥
在这种背景下，民主政治添上了困难的特性。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政党、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种族或宗教团体和选民之间的关系远远未能清楚地表现出来；选民基本上未决定是否对政党表示认同，或者他们对政党的认同仍摇摆不定。在很多国家，政党和利益团体两者都不是紧密团结的，亦不是强大得足以用权威的口吻替它们的支持者说话，以及保证政府会听从它们最低的要求。政党毕竟不能够向一群浮动的选民负责——这些选民的社会经济利益和身份正经历一个不稳定的毁灭和重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