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问题的所在，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现有文献在比较和评价“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和“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所提供的不同视角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最常见的解释是，政治参与者为了保住和扩大他们在国家权力中所占的份额，会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选举制度。另一种不太流行的观点认为，理想（ideal ）和规范性的价值（norms ）激励着政治参与者做出可能不符合他们眼前的选举利益的选择。利益（interest）这个概念可以宽泛地用来表示那些代表自己说话的人所表达的各种愿望。不过，在很多讨论选举改革的文献中，利益这个概念也许充其量是一个起点。现有文献偏向于认为，现实主义的制度选择立场优于理想主义的立场。但在协商的过程中，参与者基于利益的计算同规范性的价值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对此我们所知甚少。这个领域的系统研究微不足道，更看不到综合性的研究。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把解释选举制度设计的各种明确观点加以综合，对制度选择的理性选择观加以修正，从而把选举研究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我们认为，理性选择观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理论盲点，它使我们有机会去改进我们对规范的作用及其对选举设计的影响的理解。概言之，这就是本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理论之争
对选举改革工程的研究，主要是由研究政治领袖的选择及其后果的文献组成的。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界定一下我们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和用语。
首先，政治行为中的行动（agency）和结构（structure ）的基本的划分。注重结构的学者认为，政治参与者的活动或选择空间显然受到结构性因素的约束。结构一般是指背景，是限定参与者的行动范围的物质条件。这些因素多是一些环境的因素，如社会的状况、社会的结构、经济发展的程度等等。相反，注重行为的学者侧重于研究参与者影响环境的能力。
以为能够给结构和行动的对立找出一种解决办法，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倒不如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一方面，结构固然重要，但结构主义提供的预测并非确定不移，它仅仅是具有或然性的预测。另一方面，参与者会重新设计和建立制度的秩序，它最后有可能导致出入预料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肯定与环境有关。
因此，仅仅用结构性因素，无法解释选举改革采取的具体形式。结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状态。我们必须承认参与者的行动，把变化的可能性纳入结构概念。从这个角度说，行动是个反思性的概念，强调参与者如何自觉利用结构资源，根据不断变化的境况调整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可以说，当政体正在经历转型时，这种转型有可能表现为一个变化多端的曲折过程，这将大大扩展行动的范围。因此，政体转型只能被理解为一个不知道会持续多久的时期，它的特点是有着异乎寻常的不确定性，这时的行为是不确定的，有关选择的规定也是不严格的。换言之，这个时期的政治参与者的思想和行动很难事先确定，甚至事后也难以根据他们的结构地位去判明原因。
不确定性的概念对我们分析选举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原因有二。首先，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经历了制度更替之后，很多有关的参与者对于自己当前和未来的实际利益，并不是十分清楚，更不用说如何实现他们的利益。其次，制度革新意味着，无论结构还是制度就政治行为和决策可提供线索都是不稳定的，参与者之间可能出现新的互动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再把参与者的自身利益作为解释其选举设计选择的毫无争议的现成工具。
Elster把人类在制定规则过程中的动机描述成一个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现象，它包括各种不偏不倚的论证（reasons ）、利益（参与者自身、选民、党派以及他们所属的制度的利益）以及情绪和偏见等感情因素。②追问决定着政策后果的因素是理念还是利益，是一种错误的提问方式。这种非此即彼的分析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忽视了第三种可能：两者之间的互动在起着决定作用；它们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于一个协商过程之中，而选举法是在这一过程中被提出、讨论、修改和表决。我们不能仅仅关注选举法的出现。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某些选举制度得到采用或革新的原因，我们得借助于三个思想流派——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协商性决策（delib erative decision-making ）——的见解。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三种有关选举工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