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主体性结构，一个能动地结晶了、物化了的主体性结构。正因为如此，客观的自然界对于人才成了属人的自然。自然的人化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物化。也只有作为人的物化，世界对于人才成为对象，人对于世界才成为主体。才有可能“人就是人的世界”。人的世界的丰富性，包括文化心理结构的丰富性，才有可能如此感性而又如此生动地呈现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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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的劳动、人的社会性、人和人的世界的统一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人的本质是自由。马克思指出：“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尺是人的类的特性”。“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既把自己本身的类，也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自由”一词，在这里可以直接理解为人类活动的万能性。马克思有时也用“万能”这一提法来代替“自由”的提法。例如《经济学——哲学手稿》写道：“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这是因为人“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人之所以懂得并实现这一切，是由于他们在改造世界的长期实践过程中认识了客观必然性，驾驭了客观规律的缘故。只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只有人才有自由。
人类对必然性的认识是他们从必然性的制约下自为地获得解放的前提。认识是主观的东西，它通过劳动实践转化为客观的东西。于是意识获得了物质的实体。客观的事物成为人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的“总和”创造人，也就是所谓客体创造主体，即历史创造个人。于是人对世界的实践的改造，也就成为人类对于自己的意识的一个超越，即他的自我超越。手段对于目的的超越，表现为实践对于意识的超越。这样的一个超越过程，也就是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创造自己的过程。于是人类对必然性和客观规律的认识，由于改造世界的实践而变成了意识的自由。意识的自由的生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历史、即人的生成。
自由作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必然性的对立物，而是一种被认识和超越了必然性。在这里必然性不是它自身，而是自由的媒介，是自由过程中一个被扬弃的环节。在这里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同自在和自为的关系相对应的：人作为自为的实体才成了自由的实体，而这个过程的开始，也就是人类历史的起点。
自由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人曾经是动物，与大自然结为一体，是大自然的一个自在部分。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从他不是把自己当作自然的部分，而是把自然当作自己的对象进行加工改造的时候开始的。换句话说，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从他超越了环境的束缚，超越了自然必然性的束缚，把自己当作自由的主体加以解放的时候开始的。当人不是盲目地受环境和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而是作为能驾驭自然性以改造环境的主体而出现的时候，人才成其为人，人的历史才成为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的部分。
以劳动工具的发展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类自由的发展。所以生产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政治等人与人的关系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人的精神结构即文化心理结构，随着这种发展而不断地改组，就形成历史的变迁。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种种宗教、艺术、哲学和政治经济制度等等都无非是作为腐朽 的人类在实现他的自我，即争取自由、进步的道路上留下的足印罢了。这些足印是凌乱的、尺疑的、非线性的、迂回曲折的，但始终是向着自由前进的。
历史是沧海桑田，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历史之路完全是人类自己走出来的。从这条漫长而又崎岖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无穷的。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发展，重叠、交叉而又曲折地呈现出一种人类不彻底解放的实现，也就是这个过程的必然归宿。从归宿的意义上来说，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类现有的历史，即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终点。历史是人的历史，所以自由作为人的本质，即是它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