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每一个历史地不自由的个人又都以其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创造历史，而在这创造中实现他的自由即他的自我。正因为如此他才是自我创造的生物。所以自由并不是一种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宏伟目标，人类也不是只有等到那时候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那样，历史也就不能前进了。当布鲁诺在认罪书和火刑柱之间作出选择时，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请求赦免和终生苦役之间作出选择时，镣链正锁着他们的手足，但他们仍然是强大和自由的、真正的人。因为他们所选择的火刑柱和终生苦役把他们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们被与社会隔离，但他们并不孤独，他们是族类整体的一部分，因而属于一个永不失败的队伍。个体做不到的事情，整体都能做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万能性。整体是不会失败、也不会死亡的，因为在整体中，这一个人的生命和事业可以通过另一个人延续下去，薪尽火传而生生不息，以至于无穷。对于族类整体来说，提起脚是在走路，放下脚也是在走路，而上升的道路和下降的道路是同一条道路。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为真理而受苦受难的布鲁诺和军尔尼雪夫斯基都由于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物质规定性而从狭隘的“自我”之中解放出来，而和全人类一同受苦受难。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苦难都不能越过他心中的某个东西。而同时，由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们的痛苦也获得了某种快乐的性质。因为做一个痛苦的人总比做一个快乐的动物要好。他们的痛苦是他们的人的本质的证明，他们通过这一痛苦而体验到自己的人的存在。所以他们宁愿选择痛苦。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由于在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中实现了存在和本质的统一，痛苦获得了快乐的性质，囚禁获得了解放的性质。
这里用布鱼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例子，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不，他们早已经被超越了。他们是应当被超越的。他们是作为人类通向真理的桥梁被超越的。就是说他们是作为人类自我创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被扬弃的。而他们的被超越和扬弃，也就是他们的参与创造历史。如果没有这各步断的超越，历史也就停止了，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如果不是和路连在一起，桥还有什么意义？成为桥，是他们为人类为历史作出的贡献。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所形成的各个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状况，和基于这些状况的物质需要，是人的存在的“彼岸”，而“彼岸”世界的存在正是由于有这些桥梁的缘故。所谓个人创造历史，也就是桥梁创造彼岸。不是桥梁“通向”彼岸，而是桥梁创造彼岸。“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的哲学，是此岸的哲学，因而也是动物的哲学。成为桥梁也就是成为人，这是他们的自我创造。人只有参加到历史的行程中才能够自我创造，只有在创造世界的同时才能够自我创造。
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它不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它就是创造活动本身的表现。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变成了荒淫残忍的暴君，有的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期间个人的选择作为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组成部分，纵模交错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茫茫尘世中无数人的这些微小的、看不见的活动的总和，是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深远的潜在动力。所以一个人有可能在实践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而实现自由的过程中，把偶然性引进历史。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个人把偶然性引进历史是可能的，历史才不是抽象的历史，才不是黑格尔式的无情的逻辑行程，才不是把人当作工具当作从一个点向着另一个点直线前进的手段的人之外的力量。
承认个人参与创造历史，就逻辑必然地要求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把一切都归因于历史的必然，用自己没有自由来解释。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但是探索还是盲从，正直还是卑鄙，勇敢还是懦怯……选择的机会对每个人同样存在。正因为如此，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平庸的沼泽，每个人的生活都通向人类历史的伟大行程。而这也就是个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和丰富性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不是那样，那么这决不完全是历史和社会的过错，他自己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