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审美的需要是一种人的需要，所以一种犯罪的心理是同美不相容的，所以粗野庸俗的、动物性的人，例如市侩、恶棍之类是没有美感的，他可能只看到珠宝的价值而看不到它的光泽的美，他可能认为一个立柜成一对沙发比一幅名画更有价值。美是人的人化程度的标志，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最高境界，这不仅是指五官感觉，也是指精神感觉、实践感觉——理性、意志、爱。不仅是指人的快乐，而且是指人的痛苦，——人的特有的痛苦。
动物只有肉体的痛苦，这痛苦通常是由肉体需要的缺乏（“缺乏”表示着每个生物存在的界限和它对外间世界的依赖）所引起的，例如食物的缺乏表象为饥饿，温度的缺乏表象为寒冷等等；人则除此以外还有精神的痛苦，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那些人类特有的痛苦，如孤寂、悲哀、空虚的烦闷、无所可爱的痛苦等等，就会看到这些痛苦都是由于人的对象缺乏所引起的。内心里有的东西实际上没有，表明“我”和世界的疏远。在这种疏远里存在着个体和整体、存在和本质、自由和必然的矛盾。这矛盾被体验为痛苦。矛盾越是尖锐，则痛苦越是强烈。
无爱是一种低能，无所可爱则是一种不幸。无爱是内在的空虚，无所可爱则是外在的空虚。无爱者是不会感到无所可爱的痛苦的，因为对于他来说根本不存在的那样的对象，所以也不会有对象的缺乏。这种情况的极端就是麻木不仁，麻木不仁并不等于罪（例如契诃夫《第六病室》中那相“桶子似的”农民并不是恶人），但人愈麻木，就愈是接近动物。你不可能使一个无爱的人感动，正如你不可能使动物感动。用我国的成语说，这就叫“对牛弹琴”。正因为如此，所以一种共同的审美判断，也就是不同的人们寻找共同点的一种立场。与之相同，自豪感、羞耻心等等都是在“看到别人”或者知道有别人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由于有别人，我便具体地意识到了我存在的意义，这意义作为历史的产物要求自身的对象化，这个需要的满足，就被主体体验为自豪、羞耻等等；它的不满足就被体验为怅惘和寂寞之类。“更无人处一凭栏”，寂寞是充实心灵空虚的以太。
屈原、李贺之向往山灵水神；拜伦、莱蒙托夫之迷恋于幽谷深山；安徒生之一味拂弄孩子们的心弦；席勒之有意识地遁迹于希腊罗马遥远的“黄金时代”，都是由于寂寞。甚至司马迁之写出宏伟的历史著作《史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寂寞。你看他笔下那些慷慨悲歌、“相乐也，已而相泣”的人们，往往为了封建领主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知遇之情，甘愿漆身吞炭，挖眼剖腹以报，不是寂寞是什么？但是司马迁之写出这些人物，也就是他在寂寞中对于寂寞的一种超越。艺术是一种超越。正如美是自由的象征，艺术也是自由的象征。美和艺术的区别，是在于它们作为一种人的需要的象征性满足，前者仅仅是人的五官感觉的对象，后者则同时也是实践感觉的对象。艺术品是人类劳动实践的产物，所以它也是劳动产品。艺术创作活动也是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不但物质生产，也是精神生产。如果这产品使人感动，能够征服人的心灵，那么这也就是“客体为自己生产主体”。作为一种历史的因素，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艺术也是人类走向进步的现实的运动的表现。
八
由于人的本质只能存在于个体和整体的统一之中，所以抽象的、静止的、孤立的个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也不具备人的价值、意义和丰富性。孤独的个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也不具备人的价值、意义和丰富性。孤独的个人的存在历史上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这样的人的存在是动物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存在。所以一旦人和历史、社会脱节，一旦人和“人的世界”疏远了，一旦人的族类由于内在的矛盾而自我分裂，孤独的、不自由的、在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个人”，就会发现自己的渺小、空虚、生活没有意义；就会被异化为“非人”的事物，精神生活找不到出路。
人之孤立而成为个人是迫于历史过程的力量。但人仍然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仍然是人的创造物和人的现实性。自由在这里是一个主体性的东西，即使它被压抑、被异化了，它仍然是被压抑异化的人的本质；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人又是一个在不断自我创造的过程中被自己的本质所压抑的伟大的存在物。世界历史的曲折、缓慢而又艰难的进程，无非也就是这个不断地自我实现又自我否定的、人类从自由出发而又向着自由前进的运动的可以触摸到的现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