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大跃进遭受不同程度挫折之后，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毛泽东专门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13]教科书第２３章讲到１９３６年苏联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毛泽东在相关文字旁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4]由于社会主义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因此，劳动者管理国家甚至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民主权利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的根本保证。
不仅如此，毛泽东甚至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家奉为圭臬的计划体制提出深刻质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写下了“不对头”三个字，并指出：“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作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5]在阅读了另一段有关论述后，他又批评说：“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土改、合作化，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不是因为突击的缘故。”[16]
如前所述，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内核与灵魂是奴隶史观，具体化为方针政策就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不是什么危难时刻的权宜之计，而是２０世纪中国革命事业、乃至全部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所在。奴隶史观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反传统主义的基础，而且也是毛泽东晚年思想探索的理论基础。它们对于未来探索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４、总之，反传统主义思潮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史。与此同时，从反封建（五四运动）到反资产阶级（建国后）再到反修正主义（６０年代以后），反传统主义的内涵和重点又在不断发生变化，主要矛头所向顺序从中国皇权－官僚传统到欧美模式，再到苏联体制，其间历经辉煌与曲折，形态激烈而又焦灼。纵观２０世纪，中国反传统主义思潮所经历的反对封、资、修三个阶段，其实质正是奋力走出一条属于现代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之路和现代化之路。
中国２０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意味着是打破和超越现状，打破和超越常规的历史渐进模式，使传统的延续中断。革命与反传统主义互为表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时间被浓缩了，每一时刻转折和质变都在发生，一年等于２０年。
回顾历史，在１７５０－１８００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份额在３０％以上，这是与中国长期作为古代社会中心国家的地位相适应的。到１８６０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这一份额跌至１９.７％，到１９００年为６.２％，到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之际，则仅为２.３％，降到衰落的谷底。与此同时，作为古代世界外围地区的西欧社会，则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而逐步进入工业革命时代，成为新文明的中心。如果以１７６０年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恩格斯），那么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西方工业化已经历了近２００年的历史。作为现代文明的外围地区，中国要想迅速赶超西方，即使仅从理论上讲，也必须另辟蹊径，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多快好省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反省、质疑和挑战一切完成的、既定的、作为“他者”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