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中国以惊人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但与此同时，也使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付出了巨大代价。例如，１９４９年，中国社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为５５７亿元，１９５７年为１６０６亿元，到１９７８年达６８４６亿元，增长迅速。但是，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始终未超过１９５７年的水平；各种布匹的年人均消费量，１９５２年是１７.１２尺，１９５７年是２０.４７尺，１９７８年为２４.１１尺；在城镇居民住房方面，１９５２年人均居住面积４.５平方米，但由于人口增长等原因，１９７８年反降为４.２平方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缓慢，与同期国民经济和工业的高速增长相比，反差强烈。为实现工业革命，中国人民年复一年地付出着牺牲。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牺牲主要出于一种全新的生活－工作伦理，这就是“艰苦奋斗”。为区别于马克斯·韦伯论述的资本主义创业时代的新教伦理，我们可以将这种生活－工作伦理称为“革命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导致这种革命伦理形成并持续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正是以奴隶史观（阶级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反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颠覆了传统秩序的思想空间内，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在尊与卑、贵与贱、高雅与通俗、心智与身体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价值范畴中，普通劳动者身上所固有的特质受到高度评价，甚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阶级的确曾扬眉吐气，空前绝后般地获得了他们的价值和尊严。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不仅在工作中尽力奉献，而且在生活中也大多仅仅维持着和平年代里最基本的生存。在中国，由于快速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特别是资金和技术严重不足，革命伦理便成为对这种资源匮乏状态的必不可少的补充，甚至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资源之一。
二、反传统主义的新内涵
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之后，反传统主义便愈来愈呈现出新的内涵。由于反传统主义的实质是颠覆上智下愚的、精英主义的正统尊卑秩序，因此，它的矛头所向是不固定的，不可避免地随时代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内容的变化而发生调整。具体地说，是随着“上智”或“精英”内涵的变化而变化。自１９５２年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３亿农民分得约７亿亩土地之后，广大农村地区便已消灭了传统的封建剥削制度，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转向城市和工业建设。以此为契机，中国２０世纪反传统主义思潮的演变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其主要矛头开始从反封建主义方面转向其他方面。
从５０年代初期开始，伴随对全国范围内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场分别针对国家公务人员和城市资产阶级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全面展开。与此相呼应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包括对知识阶层西化派代表胡适的政治学术思想全面清算和批判在内的一系列思想文化运动。也就是说，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思想改造，从“三反”、“五反”到反右派，从政治经济领域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开展了一场全面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运动。
中国通过自下而上的民族革命彻底摆脱了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与此同时，也作为亚洲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而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和遏制。应当从这一广阔的历史背景去理解中国５０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反资运动以及在这一运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工业革命浪潮的发源地是西欧市民－资产阶级社会，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欧社会通过东西方贸易和大西洋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并通过对外扩张开辟了大片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西欧工业革命正是以这些海外殖民地及其超额利润为前提而启动和完成的。然而，刚刚摆脱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的中国，无论从主观意志还是客观条件来看，它的工业革命，包括资金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都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工业化新路，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反对并超越西方资产阶级业已形成的各种传统，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原则－－所谓“经济人”的利益驱动原则。因此，也可以说，就在中国大规模实施现代化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相反相承地经历了一个“非西方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