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断然放弃了由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对党内刘少奇等高层人士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7]与此同时，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则不断被加快，过渡时期一再被缩短。这是为什么呢？
从快速实施现代化的立场看，如果允许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和发展，就势必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处理各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受到成本－利润原则的根本限制，从而使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大为削弱。相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大而高效的中央政府可统一规划和配置全部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迅速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工业化的外部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核武器时代，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围困，中华民族整体生存的危机甚至更为严峻了。中国工业化的这种持续存在的外部环境也正是它的动因。由于现代军事技术主要依托于现代工业体系，而现代工业体系则主要依赖于为其提供装备的重工业。因此，“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8]中国当时的首要目标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独立生存和发展，是应付大规模现代战争的威胁。由于这种目标不是纯经济的，因此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必须下决心超越并扭曲常规状态下经济发展的某些自然过程和规律。[9]实际上，如果当时中国不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合全社会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那么，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将推迟许多年，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就将长期垂直依附于苏联，从而不可能在５０年代后期顶住苏联的压力。换句话说，中国就有可能出现“东欧化”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３年经济恢复，到１９５３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正式启动。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１９５０年），特别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１９５０－５３年）的持续进行，对于苏联来说，帮助社会主义中国完成适度的工业化目标，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在远东地区牵制美国的战略选择。
中国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一化三改”，即初步完成工业化以及初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的工业化目标，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１５６个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６９４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0]
在１９４９年，农业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达５８.６％，工业仅为２５.１％，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工业比重就远远超过了农业，１９５７年二者的比重分别为３３.５％和４３.８％。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重工业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１９５２年的３５.５％，上升到１９５７年的４５％，１９７８年的５６.９％。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机器设备自给率已达到８０％。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以世界史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从而不仅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为中国取得一系列国防技术的重大突破提供了基础，根本性地解决了民族生存这一近代史课题。
３、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共党并未因获得执政党地位和掌握国家机器而放弃原有的反传统主义立场。相反，从５０年代初期批判电影《武训传》到７０年代中叶评法批儒，反对传统上下尊卑的儒教思想体系的立场一再得到重申和强调。在毛泽东时代，正是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对内政策方面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才能使广大劳动阶级在新的国家体制建立之后，不仅避免了重新沦为单纯的“统治的对象”的命运，而且像在革命战争时代一样，能够继续调动他们的潜力，参与大规模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由于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底层和内外战争的破坏，中国的现代工业基本极为薄弱。１９５２年，中国现代大工业在社会总产值当中的比重只有２６.７％，而苏联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１９２８年，该比重已达到４５.２％，波兰在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１９４９年已达到６５.５％，捷克斯洛伐克在１９４８年更高达７５％。不仅如此，中国的工业化更面临严重的资金匮乏的困境。要实现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只能采取“自我剥削”的方式，依靠社会内部完成积累。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