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内容，一直是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但长期以来，人类的思维一直受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元分离的类型化观念的支配，所以在看待事物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至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单一片面的决定论思想：即不是内容决定形式，就是形式决定内容。这种认识和看待事物的既定观念，表现在文艺学领域，也就自然出现两种绝对片面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只看到文学的内容，对文学的内容进行无穷无尽的社会学--历史学的或政治--伦理学的分析；另一种倾向就是只关注文学的形式，并认为"形式，只有形式，才是美的事实"(克罗齐)。前一种倾向把文学艺术作了庸俗化的观念图解，而后一种倾向又不顾文学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效果，只强调文学的形式功能，把文学活动片面地定格为单纯的艺术形式探索，由而陷于枯燥的形式主义玄学思索。由于这两种倾向都流于为我所用的片面与极端，所以最后从不同方面把文艺学推向了"作者已经死亡了"的荒诞道路。
其实，事物的内容与形式，就有如一张白纸的正面与背面：正面是纸的形式面，背面是纸的内容面，前者是感觉与直观的抽象，后者是体验与思索的抽象，而将此二者融为一个生命的整体--这一张实实在在的"纸"的，既不是正面的感觉与直观的抽象的"形式"，也不是体验与思索的抽象的"内容"，而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事物的形态，从文艺学来看文学，这个融统文学内容与文学形式的那个东西，就是文学形态。所以，文学形态才是文学的内容达向文学形式的中介，才是融统内容与形式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内在凝聚点。
文学形态既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是对内容与形式的融统，从形式角度讲，文学形态首先表现为一种语言形态：文学形态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文学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它是对人类语言的创生形态。文学对语言的功能，主要不是对语言的传播与运用，而是命意于对人类语言(小而言之，是对民族语言)的创造与更生。所以文学作为一种语言形态，是对人类语言和民族语言的创造形态。
语言即是世界，语言即是人，语言是世界和人的存在家园。从语言的本体层面讲，语言形态实际上是人类的文化形态。当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的形态问题，也就不难得出：文学形态首先是关于世界、关于人的存在形态，其次是关于世界精神、关于人精神的文化形态。所以，文学形态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表面上看，它是一种符号形式，但就最终意义讲，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
其次，文学形态又是一种组织化的结构形态。结构相对我们的日常性思维来讲，它是形式，但结构之为结构是事物向自身的自组织、自创生与自解构的结果，同时也是对象、世界向该事物的进行组织与创生的结果，因而，事物之成为事物而区别于它事物，是事物与对象(世界)相互组织与共同创生的实在形式。而无论是从事物自身的角度看，还是从对象(或世界)的方面看，自组织化和它组织化的创生性行为、活动、过程，始终隐含了、融统了事物与对象的某种倾向性生命寓意与生存企盼。文学的结构亦是如此，格律诗与自由诗，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学结构所支撑起，前者是一种不变的框架，表现为对严整的规范的绝对附从，后者为活动的框架，呈示为对规范的附从与逃逸的双重心理倾向。
因而，从表面看，文学的结构是一种纯粹的形式结构，但从深层看，文学的结构恰恰是一种关于存在、关于生存、关于生命的意向与精神的生成与解构的时代心理结构和人类精神结构。
从内容方面看，文学形态是一种生存修辞化的意识形态。这种生存修辞化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生态化的话语体系：任何话语体系都是生态化的；任何话语体系都既是内容，又是形式--作为内容，它表徵为实实在在的生存权力：作为形式，它对这种生存权力进行了为我所用的修辞，或者说，任何话语权力都是一种本能的自我生态修辞权力的显扬或隐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