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现代民主制度中，传播媒介、记者以及舆论监督的神秘力量在于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神圣化传媒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只是一种权利而非权力，媒介并非第四种权力，记者也不是特权阶层。在社会转型期，传媒面临深刻的转变，而最根本的一点是要去除其神圣化的身份。

【关键词】去神圣化

转型期

舆论监督

社会角色

De-　sanctific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role　of　media　and　public　scrutiny　in　transformation　period

Li　Min

Deng-Tingying

【Abstract】In　the　modern　democratic　system,　the　mysterious　strength　of　the　media,　reporter　and　th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lies　in　the　restri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power　.Yet　we　cannot　sanctify　the　media　and　the　supervising　by　public　opinion.　The　public　scrutiny　is　only　a　kind　of　right　but　not　power,　and　media　is　not　the　fourth　kind　of　right,　at　the　same　time,　the　reporter　is　not　a　privileged　stratum.　In　society　transformation　period,　the　media　faces　deep　transition,　one　of　the　most　basic　things　is　to　get　rid　of　its　sanctified　identity.

【Key　Words】de-　sanctification

transformation　period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social　role

自现代传媒诞生开始，媒介就被书写成神话。在阶级对抗和革命过程中，媒介被新兴阶级用来启蒙民众思想，从而确立启蒙者的历史地位；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大众传播对政治及其他权力的监督使媒介成为民间英雄，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功能延续了媒介神圣地位。在我国，随着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大，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越来越强大。然而，转型期的大众传媒却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是舆论监督给传媒带来良好的声誉，另一方面，在监督过程中出现的记者腐败、话语权力寻租等现象又将其推至信任危机的边缘。如何正确认识媒介的身份成为我们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神圣的监督与监督者

现代社会中，对政治力量以及其他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赋予了媒介神圣地位。从政治体制上来讲，民主制度赋予新闻传播及其监督活动合法性。在民主制度中，对权力的制约是保证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对权力的制约有三种方式，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道德制约权力，三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权力的相互制约机制无法最终解决一个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所以避免“集体腐败”和“官官相护”现象出现的一种有力措施，就是健全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机制，使公共利益的主体——广大公民承担起监督监督者的责任，恰当地配置权利，以限制、阻遏权力的滥用　[1]。大众传播媒介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利的有效方式，是民主制度在话语领域的表现。在我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活动，它指公民或新闻媒体发表与传播针对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的批评性言论。作为一种功能，它是言论自由权的诸项政治与社会功能之一。它的法律依据是宪法等法律中的有关言论自由的诸条款，在我国是宪法的第三十五条与第四十一条。”[2]

在西方，传播媒介也有批评监督的权利。1　9世纪后期20世纪初，西方国家产生的一批严肃的综合性报纸树立了现代新闻业批评政府的传统。这些报纸声称不依附于任何政党、政府，努力体现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性。它们通常采用企业的方式来运营，因此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其重要目标；同时它们又追求政治目标和社会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号称独立于政府并监督政府，声称是民意的代表，是满足受众知情权、帮助民众实现参政议政的渠道，这些口号为其赢得了公众的欢心和支持。公众也不免对媒介有夸张的说法，称之为“无冕之王”　，还有说法称它为“第四等级”，　或“第四种权力”。在现代西方国家三权鼎立的权力框架中，大众传播逐渐成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种力量，并在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