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以1990年为标志，曾以“启蒙者”自矜自持的中国知识界几乎是突然间对其在80年代的作为似乎变得不那么自信了。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民间性、同人性刊物虽背景各异，但都无不以反思一词相标榜。《学人》、《社会科学季刊》、《原学》、《中国文化》等，或以学术史清理相期许，或以学术规范建立为使命。譬如《原学》就以收录纯学术论文为主，声明它是“青年学人研究中国传统学术问题”的园地，强调功底扎实、立论精审的实证性研究，颇有乾嘉之遗风。对这一风向之转，李泽厚先生颇不以为然：“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鲁迅、胡适、陈独秀等退居二线，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则被抬上了天。”也许是稍稍后出的缘故，《原道》的定位却强调前述诸刊避之唯恐不及的思想性，力图“较乾嘉诸老更进一层”。
这样的风格与进路使《原道》主张在学术上虽需力求工稳扎实，却又力戒汲汲于细部的凝滞。学术范型是要关注的，但更重要的是思想范型。因此见树木是为了见森林，即通过具体的研究技而进乎道，把握中国文化的精神，“推动中华民族的腾飞”。从创刊之日起，《原道》就以多少显得有些幼稚和迂阔地追问“五千年来一以贯之而至今仍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或价值拱心石，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在这样的执着中，《原道》重视强调传统资源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价值问题，认为我们所面对的问题首先是现实的问题，而不是什么传统文化的问题。相反，所谓的传统文化作为前人成功应付其挑战之努力的成果，一方面作为本土性的知识具有某种独特价值，一方面作为我们精神生命的组成部分，是我们智慧和勇气的源泉和支撑。当然，我们今天的努力，从根本上讲也正是这一传统依然生长开放日新其德的表现与证明。
这样一种风格旨趣实际并不只是属于《原道》。在当时的知识界，邓小军、蒋庆、盛洪等人的研究也体现着同样的自觉。
邓小军在《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1995)一书中，力图通过解决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能否结合的问题，进而解决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在根本上能否结合的问题。邓小军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正价值大于负价值，对欧洲启蒙运动起过支援作用，是孙中山民主思想的重要资源之一。以儒家的天赋人性本善、人性平等为逻辑前提，正当地接上民主思想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然后以此为逻辑前提，正当地接上儒家思想的天下为公(即最高政治权力属于天下人民或主权在民)，并落实为立法权属于全体人民，立法受人性与人权的限制。因此儒家思想在本质上、即内在理路与核心逻辑上与民主思想具有一致性，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可以而且应当逻辑地结合。邓小军的研究实际上是参照西方价值理念，通过论证传统的价值合法性，论证传统的正面意义。
蒋庆总体上都主张回到历史上的“书法”“师法”“家法”内部，“以中国解释中国”。蒋庆不同意牟宗三一系“新儒家”苦苦论证由“内圣”开“外王”的做法，认为此路注定走不通，反对将“内圣外王”看作是“体用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儒家的“内圣外王”实乃是“一平列的结构关系”。他认为，“发展只能在其固有理路上发展，背离其固有理路求发展，发展只能是歧出或变质”[1]。故 “开出新外王并不是开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是开出体现儒家政治理想与价值原则的政治礼法制度。这一制度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有重合也有区别。”蒋庆认为，“王道”是中国政治应当走的路，也是能够走得通的路，呼吁国人继承孔子的王道理想，汲取《春秋》公羊学中的政治智慧及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创立中国式的现代政治制度。
盛洪则认为，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大多数国家都接受了西方的有形制度，而只有个别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也接受了西方的无形制度。反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于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有形制度一直没有太大争议，有争议的只是引进何种何国的西方无形制度。但在无形制度方面，却没有一致的意见。他认为中国的制度结构应该是“西方的有形制度与儒学传统的无形制度构成的制度结构”的结合。“由于这种结合，外来的有形制度更容易在本土‘生根’；由于有了‘根’，这一有形制度更能有效地运转。”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