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更关注的是儒学与民族的关系和在当代的意义。陈明认为，传统作为一个知识和价值的符号系统，它与民族生命是“表达/塑造”的二重关系。作为表达，它反映了民族的意志、需要以及对世界的理解认知；作为塑造，它是民族自我意识对自身的自觉把握、调整与建构。当代中国文化的危机根本上讲就是，在儒家文化于近代式微以后，我们不仅没有一个能够承担这一“表达/塑造”功能的话语系统，同时也没有意识到它的建立首先需要挺立起我们自己的主体性。因此，他将《原道》的立场、责任和旨趣总结为：探讨中国历史的一贯性和思想的内在性，从文化与民族的内在关联中重建这样一套话语系统，以应对现代性、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民主化和文化认同等问题。由此出发，他认为对于所谓儒者来说，首先需要追问的应该就是，那“未被规定的存在”该如何去进行选择和创造才能获得自己康健畅达的现实形态，获得自己所应有的本质特征？倘若现代性和全球化作为我们所处情境的历史特征确定无疑，那么，接纳现代性、融入全球化而又使自己的主体性高扬不坠应该即是我们别无选择的致思方向。
因此，《原道》虽公开高举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但又反对将文化的作用过分夸大。正如主编陈明所言：“将保种、守土之责统统归诸文化，是不是有点荒唐？文化最繁荣即意味着军事最强大，那希腊城邦何至败给马其顿人？制度的责任要哲学家负责？但这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民族近代以来的共识。这种潜意识甚至形成了为左派和右派共同接受的理论模型。在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中，学界普遍接受了这一解释中国近代史进程的理论框架：传统社会在外力冲击下向现代社会变迁，对应于文化由表及里的器物、制度、价值三层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构成该变迁的三大阶段。……实际这里所隐含的文化结构说的理论前提并不成立。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它们的互相影响，需通过人这个中介环节才能展开完成。如制度一维，某种程度上乃是一种由社会强势集团支配的对现实利益关系的划分，又怎么能够笼统地以（传统）文化视之，并寄望于通过文化的批判或建设来改变或改造呢？‘道者生于心，法者因于事，器者应于物’。作为特定文化主体(如民族、人类)与诸文化符号之间的真实关系应既是生命意志的表达外化，又是意志自觉对生命本身的塑造。文化决定论者无视第一点；文化虚无论者无视第二点。兼顾二者，我们才可以深刻理解所谓的继承与发展的问题，才可以深刻的理解和评价五四运动。我觉得，文化的发展有点像接力赛，每一代都应该尽其所能跑出自己的最大速度，一代一代的成绩就构成一个民族整体的文化景观。”
“继承启蒙情怀，扬弃启蒙话语”，从外部讲，指它要带着热情、理想和责任，在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应对中从事当代文化的建设，从而保持着与80年代精神上的连接；指它不再预设西方某家某派学说对于解决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问题的普遍性有效性，而强调从中国历史的一惯性和民族的内在性出发，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博采众长自铸伟词。从儒家传统内部讲，启蒙情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精神。启蒙话语则包括许多具体特定的内涵，但其中许多的部分是应该从自己的需要进行反思的。胡适、陈独秀、鲁迅乃至李慎之等人对传统文化激烈批评与脱亚入欧时日本知识界对儒学的攻击、台独分子对儒学的诅咒是一回事么？同何在？异又何在？关键处是文本典籍中所积淀的，不只是命题，更有意志和智慧。在与这它的这一层连接中，我们才可以对胡、陈、鲁、李作为爱国者、民族魂的所以然之故作出深刻说明。而我们自己也才可能“法圣人之所以为法”，最大限度地开拓民族生命发展的可能维度。这一认识在当时反思“五四”的风潮中可谓高标特立。
一般认为，近代世界思想界大致呈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国的情形虽不免有些例外，但隐约中还是端倪可见。当然，关于《原道》也就少不了反面的意见和评价。有学者认为这种伴随着“国学热”而起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会妨碍对西方文化的横向移植和吸收；也有学者担心这种倾向会把马克思主义摒弃在社会主义新文化之外。值得庆幸的是，除极个别倚仗行政权力扣帽子、打棍子的御用学者，多数的讨论都是富有诚意和建设性的。事实上，当代文化的建构有如拼图，没有哪种观点立场能够包打天下，“全豹”的彰显，有赖各方的互动互补。应该说《原道》的作者群还是基础广泛的，李泽厚、庞朴、叶秀山、陈来、郑家栋、刘军宁、陈晓明、林安梧、何光沪等等均可谓一时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