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最为明显。在这一文化活动域中，关涉着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
义、后殖民主义等许多思潮或流派。
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是文化研究难以逾越的
界限。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第一章开场白中就直接说：“本书将论证对文学
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作为某种增补的方法，不是作为对
当今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的、神话批评的、风格的、伦理的、结构
的方法——的选择性补充，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界。”[19]在
詹姆逊看来，任何文化文本都积淀着政治无意识，也就是说文化文本（或文学文
本）是容纳个人政治欲望、阶级话语、文化革命的一个多元空间，意识形态和文
本叙述是相互构成的。在那些突然中断的叙事痕迹中或被压制与埋没的历史现实
表象之下，通过文本征象的分析都可以剥离出意识形态的基质。在对巴尔扎克的
浪漫故事《萨拉辛》的解读中，詹姆逊把萨拉辛对被阉歌手赞比奈拉的迷恋比作
是巴尔扎克无能想象社会变革与乌托邦未来的一种保守性，阉割的主题则反映了
巴尔扎克本人所代表的新保守阶级的欲望。
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后殖民理论，在分析西方对非宗主国特别是受殖民主义
控制的地区进行知识编码和文化侵略时，也在广泛地运用政治分析和意识形态批
判的方法。例如，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尖锐地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
在文化上的表现。他指出：“‘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
为建构起来，”[20]“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
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
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
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
议的可能性。”[21]作为在美国任教的印度学者，斯皮瓦克深刻感受了受制于他
国国籍特权而受到的“意识形态的迫害”，因此，在抹去殖民化色彩以恢复本民
族“历史记忆”的进程中如何重新书写自身的文化身份这一问题上，她反对帝国
主义的种种历史描述和将历史叙事虚构化的“策略”，主张重建真实的历史叙述，
并致力于建构第三世界自身历史的新叙述逻辑[22]. 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借助后
殖民理论对香港文化作了尖锐的意识形态批判。他说：“由于殖民主义的迫害和
统治，……香港，在没有工业革命物质变化的条件下，成为西方文化工业和延伸。
香港商品化的生命情境，在殖民文化工业的助长下变本加厉地把香港人人性的真
质、文化的内涵、民族的意识压制、垄断、以至于落入拜物教情境中，可以说是
人性双重的歪曲。”[23]美国学者周蕾则对贝尔纳托。贝特鲁奇导演的《末代皇
帝》进行了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她指出，“国
际文化银幕把汉学家的‘凝视’和中国的‘形象’缝合在一起，而西方化的中国
主体/ 读者正沦陷于汉学家的‘凝视’和中国的‘形象’之间。在凝视和形象之
间，以各种机制来表述‘自己’的历史的中国观众的经验很轻易地被抹煞了。”
[24]因此，“中国是西方的‘他者’、女性化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乌托邦和情
欲主义出于各种批评目的而进行游戏。”[25]
女权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在对性政治的清算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其政治原则
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挪威学者托里。莫依在《性与文本的政
治》中论述了这一特点，她说：“女权主义批评家同其他激进的批评家相似，均
可被视为一切主要关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斗争的产物；她们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
试图将如此普遍的政治行动扩展到文化领域。[26]法国女权主义作家、理论家埃
莱娜。西苏在《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英国女权主义者米歇尔。巴勒特在
《当今妇女所受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权分析的问题》，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
恩。肖瓦尔特在《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自治与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