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被颂扬的缔造民主飞跃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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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19世纪末的民主飞跃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但他们的论述过于偏重结构性因素，从而忽略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欧洲工人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做出了旁人无可比拟的贡献。因此，他们为民主飞跃做出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并且这一贡献绝非无意间做出，而系有的放矢。与通常的描述相反，他们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工人运动内部实现其政治见解的最早和最举足轻重的政治活动家。通过在国际工人协会和德意志工人运动中的活动，他们得以从自己对1848年革命和其后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亲身参与中总结出重大经验教训，从而播下了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种子。

在广受好评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中，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 第141页)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壮大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对于民主的决定性飞跃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同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 1977）先前的分析一样，1 他们也发现，工人阶级的成功经常依赖于他们与其他阶级如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联盟。三位作者强调，他们得出该结论所运用的框架“聚焦于民主的结构性条件而非政体变迁的过程性分析”（第33页），尽管这一框架并不完全忽视过程。然而，由于对结构性因素的优先考虑，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有把工人阶级的政治化过分地描绘成事先决定好了的、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倾向。从他们给出的解释来看，认为“工人阶级，不像其它下层阶级，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 （第6页）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工人运动的总体评价中指出的，“罢工以及组织起来的意愿和将雇主阶级（‘资本家’们）视为主要的政治对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987，第127页）

本文认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包括同其他阶级结成联盟的需要，要求有意识的领导和组织，即主观能动性。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两个人比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做的更多。那么，由此推论，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正相反，没有哪两个人对民主的飞跃所做的贡献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虽然他们对民主的历史贡献已经被令人信服地记录、整理在案（例如，Draper，1978; Gilbert, 1989）, 本文却首次明确地把他们的政治活动和主张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飞跃联系起来。为了论证这些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哪怕是象本文这样的初步尝试，也有必要超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视为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那种司空见惯的描绘，从而认同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即把他们视为结成一个政治团队的革命活动家。2 我将按时间顺序考察他们的实践活动，以说明他们对于民主飞跃的贡献绝非是无意间做出，而系有的放矢。3

第一部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要领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主化进程的贡献，就必须看到，他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环境中接触的团体虽然思潮庞杂，但却至少具备一个共性，即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普遍轻视。实际上，是英国的宪章运动而不是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教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4 更具体地说，是宪章派为争取政治民主，即通过其六项纲领（男性普选权；秘密投票；取消财产限制；年度议会；议员支薪；及选区平等）来扩大公民权和公民的自由权利所进行的斗争对两位年轻的德意志激进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教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德意志读者，恩格斯还同时强调，宪章派中的无产阶级派别需懂得他们要求政治民主的斗争并不是目的本身，而仅仅是要求社会平等的手段。 “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既在这里。”（1845，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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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

·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与她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