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农奴的解放和1859年美国约翰·布朗起义的失败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视为“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的先驱，而他们宣称这个时代在1863年已经开始了。在他们看来，在这两个运动中间，美国结束奴隶制的斗争对于民主运动在欧洲的复兴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马克思在1864年祝贺亚伯拉罕·林肯连任的信中间接提到了这一点：“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1864，第20页）11
国际工人协会
马克思致林肯的信是代表刚刚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即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撰写的。此外，它也是复兴了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团结林肯政府、反对怀特霍尔亲南部同盟政策的产物。他们对于把工人利益融入政府外交政策的要求是他们对于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所造成的后果进行理智思考的开端——这恰是马克思信中的要点。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1864年9月，宗旨是为各国的工人说话，帮他们积聚力量。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创建工作，但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这一新组织事实上的领袖。
马克思的总战略（由于恩格斯在1870年之前一直在曼彻斯特，马克思负担了最初几年的大部分工作）是使得最初构成组织的差异极大的各政治力量至少是在字面上接受他的两个最基本的信条并通过有耐心的斗争将它们变为现实。为了长期维持这一组织以把大多数成员争取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来，耐心是必需的。在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中，马克思指出了应当铭记的两个要点：“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以及“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1864，第12、14页）。这些最初庄严载入“宣言”的信条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的前提，这也正是1848年获得的主要的政治教训。
事实上，构成总委员会——协会的执行机构，也是马克思进行日常活动的舞台——的大多数派别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有两方面最为棘手：第一，英国工会领袖虽在口头上支持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但在行动上却与资产阶级领导的自由党站到一起——自由党－工联联盟由此而来；第二，则是对工人必须“夺取政权”这一信条持原则性反对意见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
例如，工会领袖企图使总委员会支持善意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客，但没有成功。马克思对此极力反对。他对恩格斯写到：“我们不能做实现卑鄙的议会野心的台阶……（否则）我们为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一切监护而作的有效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1865，第92至93页）另一个例子是工联主义者不愿批评自由党首相格累斯顿对爱尔兰的政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和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支持者，马克思觉察到了他们和格累斯顿之间的“眉来眼去”，于是有意识地要在这两方之间打入一支楔子。在一场纵贯了三次委员会会议的辩论中，马克思抓住每一次机会揭露和谴责格莱斯顿在爱尔兰问题上的自由主义的伪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项动议。（见IWMA, 1974, 第176至196页）由于不能战胜马克思对他们的政策的反对，英国工联主义者最终于1871年夏天之前退出了国际工人协会。12 同马克思的乐观估计相反，他们的退出实际上预示着自由党－工联联盟的巩固，这正是独立的工人政党迟至1893年才在英国形成的主要政治原因。
多洛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对自由党－工联联盟的起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和前边对宪章派的讨论相关——也解释了马克思的反对立场：
……宪章运动结束以后，在求助于自由党的过程中，以前的宪章派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曾经是这一运动实质性组成部分的社会方案，而仅仅关注于政治问题，从而与一直得到人数可观的议员支持的(资产阶级)激进主张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正是宪章运动的内容使得同这样的一个集团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直到十九世纪末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再次复兴的时候，这已被埋没的社会方案才重新成为英国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Thompson, 1971, 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