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怀疑资产阶级会试图将革命仅仅局限为一场政治革命，但在三月革命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连资产阶级是不是会发动这样一场革命似乎都不太确定。事实上，是人民大众在三月充当了民主革命的排头兵。到1848年底，基于前八个月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结论：德国的资产阶级在完成这场民主革命方面并没有任何兴趣。正如马克思向《新莱茵报》读者们解释的那样，与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在开始觉醒的同时，不幸地发现他们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开始要求他们在太阳底下的位置，具体而言就是要求解决社会问题。尽管法国工人阶级在那年六月举行的史无前例的起义最终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他们对在德国发生“不断革命” 的恐惧导致他们在民主革命问题上犹豫不决。他们的犹豫使得普鲁士封建联盟夺取了主动权。
中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也表现不佳。他们优先考虑的一直是写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自由的宪法。然而，当面临是动员革命的群众捍卫宪法还是向反对宪法的普鲁士君主腓特烈四世投降的选择时，大部分的人都屈服于后者。他们的卑躬屈膝使反革命更为猖獗。到1849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命令离开科隆。几个月之内，剩下的民主斗士们——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召集他们，但没有成功——不是被杀，就是被监禁或者流放了。在法国，类似的过程也在进行着，尽管，像在德国发生过的那样，反革命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取得完全胜利。
流亡伦敦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过去两年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提炼整理。在他们拿出的各种各样的总结清单中，有关德意志事态的当数《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最为重要。这篇文章是专门为已经恢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干部而写的。它的中心思想是，只有通过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民主之战”才能获胜，才能确保“不断”进行下去。和开头一样，这篇文献以如下的告诫结尾：[德国无产阶级]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Marx and Engels, 1850, 第287页.)
这一结论暗含了一个论断，即他们一直加以促进的人民联盟的有效性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强大。经验表明，作为如果工人阶级不坚定的话，其盟友之一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会左右摇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没有给予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以足够的重视——如暂停同盟的决定——进行了自我批判，并且在文章中阐明了下一次高潮到来时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特别有意义的是是他们有关选举程序的建议，这同样是基于过去两年的实际经验。工人候选人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候选人同时参选，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同盟成员。“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同样，工人也不应该被小资产阶级散布的所谓工人候选人会分散选票从而使得反动分子有可能当选的指责所欺骗。“无产阶级政党用这种独立行动所能取得的进展，比起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所能造成的害处，不知要重要多少。”（第284页）为了明确说明至少对德国而言选举道路作为工人夺权的手段是没有指望的，他们阐述了独立的工人武装运动的所应该采取的步骤。
本质上，《告同盟书》在实际经验基础上，对《共产党宣言》最后部分有关保持“革命的不间断性”的需要的粗略提议进行了详细的补述。这一路线不仅同他们在革命之前和革命之中的言论完全一致，而且，最有意义的是，它也将成为他们以后参与工人运动的永久性指导框架。
第三部分：工人运动的复兴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阶级斗争处于低谷的十年中，“马克思党”预计到他们这个小小的派别将被赋予为无产阶级运动再度提供能动力量的新机遇，并为此进行了准备。虽然这一阶段的优先任务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和写作，“马克思党”也不时地介入政治。例如，宪章派发起的“工人议会”运动——这是革命处于低潮时英国工人阶级独立政治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创举——于1854年举行成立大会，马克思劝导英国工人需要成立自己的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者阶级组织起来”，从而组织起“社会和政治力量”。（1854，第5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