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际是他们将观点付诸实践的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耐心且持久的努力下，到国际工人协会终止时，领导人中的明确多数积极地信奉了他们的观点。伦敦和海牙会议的决议要么为群众性工人政党播下了种子，要么推动了已经启动的群众性工人政党的进程。进而，他们也为第二国际奠定了基础，正是第二国际直接为群众政党提供了养分。对于所有这一切，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他们在第一国际取得的成功为影响德国工人运动提供了优势，而这一成功反过来又为国际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德国党中同在国际中一样，他们耐心和持久的工作对于将独立工人阶级政纲变为现实是不可或缺的。档案清楚地表明，在这两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这一结果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无产阶级从政治上自我组织起来的活动中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既不是偶发的也不是无意的。在每一个阶段，他们都有意识的依照他们的理论观点行事以实现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并作为他们实现“不断革命”长期战略的一个部分。没有他们的介入这一结果会不会出现——例如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会不会组建——可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可以说的是，在国际工人协会和德国运动中，在面对企图折衷或是反对这一观点的颇具影响力的势力——从拉萨尔派和自由党－工联的拥护者们到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时，他们代表着维护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最坚定的声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任何机构会采纳这一见解。换言之，有意识的努力即主观能动性是必需的。
他们的成功并不否认俾斯麦的不让步态度——或者德国现实的其它“特性”——是德国党成功的促动因素——因为这限制了那些愿意寻求机会主义选择的人的机动空间。它也并不否认在恩格斯逝世后最终腐蚀了党的议会病。第一种情况即德国状况的“独特性”，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充其量对于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实现加上了结构性限制。决不能说它是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决定性因素。就第二种情况而言，党同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正好发生在恩格斯逝世后，这证实了他们在世时的主观能动性是多么重要。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党的未来方向存有合理的疑虑。
在那时是否还有其他人对民主斗争做出了至少是同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的话，当然在19世纪自由主义行列中是无法找到的。如同阿兰·卡汉正确指出的，对于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而言，自由主义者“都……反对当下的普选和民主。”(1992, 第140页) 这也适用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清楚的了解他的这一方面，因而力保他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受到限制。22 那么激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他们的贡献又如何呢？权威性的回答是仍待更详尽的分析，可以说的是，1848年事件中的可能的候选人没能在后来产生过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力。没有人对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和影响力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程度。
在工人运动中当然有其他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国家层次上的，没有他们，全国性政党不可能建成。他们中的大多数，象德国的倍倍尔，法国的茹尔·盖得、劳拉·马克思·拉法格和她的丈夫保尔，以及英国的爱琳娜·马克思都把自己视为“马克思党”的一分子。这里的论点是，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视角，这些政党的平地而起或是成功都是不可能的。结论性的回答需要其它国家党的领导人象李卜克内西在马克思葬礼上做出的关于马克思是“我们党的缔造者”那样的证词。
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人政党开始组建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对他们抱有幻想。他们1879年的《通告信》，他们不止一次地评论过的德国党的“资产阶级化”，以及他们对于官僚化问题的预见都证实了他们的清醒。尤为重要的是，考虑到后来社会民主党的进程，他们没有对把选举过程作为工人掌握政权的手段抱有任何幻想。同样的，他们都对帝国主义间的战争提出了警告——限于篇幅，本文不能探讨——缺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工人政党容易受到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这反过来将会削弱民主斗争，进而削弱社会主义斗争。24 只要政权仍然在各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手中，民主的成果就将会是脆弱的——这一真知灼见对20世纪末和对当时都是有实际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