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争论看上去是以使每个人都满意的方式解决的，但他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选举政治与革命以及党内延续下来的改良主义的问题。在俾斯麦当政的德国的特定环境中——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它地方的看法会使我们走得太散——他们毫不含糊地认为走议会路线的和平道路是行不通的。(Marx,1872, 第255页; 1878, 第248页) 同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选举是重要的，但并不是目的本身。恩格斯在1884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被党的机关报在涉及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时摘录过——中得出结论说：“普选制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恩格斯强调道，“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表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1884, 第272页)
深知俾斯麦的审查制度，恩格斯的比喻不能像八年后在法国党从选举中获益时，对保尔·拉法格论述有关选举对革命进程的价值这个相同的观点时那样直接：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使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而且更好的是，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当号召武装革命。甚至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就是说，使我们处于进行革命的最有利的地位。(1892a)
因此，毫无疑问的是，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之下的选举仅仅是手段而已，他认为选举是决定何时诉诸武装斗争的最好的“标尺”。20这一观点以及选举运动所表明的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的程度永远是他用以判断德国党选举成果的框架。
由于德国党在马克思逝世后取得了主要的选举成果，对德国党在立法领域内的纲领性事务进行指导的重任就落在了恩格斯的肩上——有关这个问题，这里是无法尽述的。恩格斯所有建议的中轴在于再次提出了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的必要性。
尽管在建设德国党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投入和成果很多，但是他们冷静地对待这些成就。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党员群众，而不是其领导人。这种做法确定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而其在禁令之下并不是完全可能的。一旦1890年禁令解除后，恩格斯就坚持建立更广泛的民主机制，同时提出了反对官僚化倾向的警告。(Draper, 1985, 第263、273页)
大约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前的半年，恩格斯写到倍倍尔“以充分的根据诉说党正在资产阶级化。这是一切极端党派刚刚成为“可能的”政党时的不幸。" (1894, 第344页) 倍倍尔悲叹的改良主义趋势早在1879年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信》中就已经被诊断了，即恩格斯后来所说的“机会主义”。对倍倍尔的评论，恩格斯回应道：“如果我们的党不背叛自己，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逾越特定的界限……”（同上）同恩格斯的期望相反，唯有后来的事实会表明，“资产阶级化”的趋势事实上已经逾越了“特定的界限”。“议会病”已经恶化为“修正主义”之癌了
尽管有着诸种缺点，未来也走入歧途——这里，基本上同样是从事后来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楷模，但不是因为其它国家的党仿效了它，而是因为它似乎展示了产业工人阶级为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巨大潜力。”(Steenson, 1981, 第xi页)21 就此而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第五部分： 结论
早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得出结论，认为无产阶级将会是政治民主最坚定的斗士——这正是150年后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所确证的。到1848年时，他们已经认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联盟是“赢得民主之战”——也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前提条件——的最有效的联盟。在他们参与1848至1849年德意志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懂得了必须发动一场斗争，从而把工人争取到民主革命这一边来。他们从革命中汲取的主要政治教训——除却资产阶级不再有为政治民主而斗争的意愿的结论之外——是联盟的有效性取决于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这一结论上是独一无二的，更重要的是，不同于19世纪其他的人物，他们为实现这些结论而投入到积极的运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