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内在省察的精细和对外在事功的无视程度，已为思孟时分所不及。朱熹说：“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朱文公文集·答陈同甫》）唯此，浙东事功学派对理学的批判，比起荀子对孟子，亦有过之而无不及。陈亮（1143－1194）曾指责“新安朱熹元晦”大讲“性命道德之学”于武夷，因为天下士大夫“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陈亮集·钱叔因墓碣铭》）。其弊害是：“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陈亮集·送吴允成运干序》）陈亮“破”后之所“立”，是他的实学事功原则——功利主义的“德”和“理”：“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耐人寻味的是，尚外王而祖荀子，几乎成为浙东事功学派多数人的价值依托；而以荀学为学术“祖型”的荻生徂徕，其所思所想所批判，亦酷肖浙东学派：“儒者处焉不能教育弟子以成其才，出焉不能陶铸国家以成其俗。所以不能免于有体无用之诮者，亦其所为道者有差故也。”（《辨道》）
其实，无论荀子抑或陈亮，均对心性命理学的来历，疑窦丛生。荀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的说法（《非十二子》），不啻褫夺了思孟学说的儒学正统地位，虽不得其细目亦已足堪证伪；而对朱熹常用以骄人的“汉唐五百年间不传之妙物”——“道”之由来，陈亮的发问，则简单而直接：“儒者又何从得之，以尊其身而独立于天下？”（《陈亮集·钱叔因墓碣铭》）不过，他们没能讲清楚的，却悉数被浙东学另一子——叶适（1150－1223）所点破。叶适首先对“道统”的传人提出质疑，认为，“孔门独传心法”乃“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云者，“必有谬误”。因为孔子曾说过“参也鲁”，而且“德行颜渊而下十人”当中也没有曾子，如此而谓曾子乃“孔门独传心法”之继承人，实在难以为凭，故《中庸》“宜非上世所传”也审矣（《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三》）。其次，叶适进一步从学脉角度切断了理学家与儒学的学理关联，直率地揭去了理学家的障眼法更揭出了理学的真面目：“按程氏答张载论定性……皆老佛庄列常语也。程张攻斥老佛至深，然尽用其学而不自知者……子思虽渐失古人本统，然犹未至此。孟子稍萌芽，其后儒者则无不然矣。……嗟夫！未有自坐佛老病处，而揭其号曰‘我固辨佛老以明圣人之道者’也”，进而明确宣布：“佛老之学”“不可入周孔圣人之道”！（《习学记言序目·皇朝文鉴四》）这一举动堪称致命。据说，叶适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在江陵湖北参议官任上，曾“读浮屠书尽数千卷”。朱熹听到这个消息，竟大呼“此甚可骇”！怕的原因不在别的，而在于理学家精致细密的编织物——“道统”来历，开始被内行窥破！（参阅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四编第二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