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庄子的“道”向艺术精神的敞开
庄子的“道”究竟是否艺术精神? 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是否就是艺术的人生? 这是讨论徐复观所下判断的关键。从大端来说，作为思想家的庄子，应该是一个统一体。司马迁对庄子的传记记载虽简略，然而其中两个判断是可信的。其一，从思想方向来说，庄子“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用剽剥儒、墨”；其二，从文字风格上来说，“其言洋自恣以适己”。从第一点来说，庄子思想具有战国时期诸子学说的背景，尤其是儒家、墨家，庄子与之深相关联。从庄子学说的动因来说，它应该与诸子学说具有相同的关怀，他们关心的皆为现实社会人生，理论的基点与高度应该相应。如前所述，徐复观以《庄子•天下篇》作为论庄子的定石，应该说先立乎大，与太史公论断相合。关于第二点，以“ 汪洋自恣以适己”来概括庄子之文，突破语体风格的意涵，同时也透露出庄子的精神世界，也就是庄子的“心”。徐复观论庄子精神世界与艺术精神的通道：
他的“充实不可以已”的精神状态，实即来自他的以虚静为体之心，乃是以虚静为体之心的必然效果。因为解消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及与欲望相勾连的知解，而使心的虚、静本性得以呈现，这即是打开了个人生命的障壁，以与天地万物的生命融为一体。此时的生命乃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 的生命；自己的精神，即天地的精神；自己精神的自由活动即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当然是最充实的生命、最充实的精神，当然觉得“充实不可以已”，要发而为“恣纵”、“瑰玮”、“ 诡”的文章；这乃是虚静之心的必然结果。［17］
徐氏在这里将庄子的精神世界与艺术精神世界如此贴近地联系起来，是不是事实?
一方面，从逻辑上来说，徐复观的论断是值得进一步分疏的。当他把庄子与艺术精神相联系的时候，用了“不期然而然”一语，［18］省略了其中可能的逻辑分析，仅从一些心理现象的特征来证明庄子“虚静之心”与现代艺术心理的相似性，这样的论断似乎不够充分。他在解释道、技关系的时候，将“道进乎技”理解为“技进乎道”，强调技中见道，即强调技的积累与提升、对到达道境的意义，这是不符合庄子的原意的。而将“心斋”、“忘”这些见道的工夫，直接理解为道；将“斋五日”→“斋七日”，“ 忘仁义”→“忘礼乐”，一步一步的“斋”与“忘”直接理解为“虚静之心”，以与审美的纯知觉活动、与现象学的纯粹意识相参比，以证明庄子之虚静之心即现代纯艺术精神，这有截流为源的意味。其次，从庄学对后世的影响来说，庄学影响既不仅限于艺术，中国艺术精神亦不仅为庄学一支所打造。山水画的产生，固然可以从审美和艺术找到玄学中庄学的根据，但历史的广泛机缘不能概括为庄子精神向山水画艺术直线下落的表述。［19］
另一方面，如果从中国人文传统重建的角度，可以发现徐复观解庄子最大的思路，在于将思辨性的“道”下落到“心”的层次来理解。中国老庄哲学虽较之于儒家等多了一些思辨性，多了一些形上关怀，但其出发点与归宿点，依然落实于现实人生之上。在徐复观解释庄子的语境中，道与心，天地精神与自己精神，虚静之心与心斋的过程，统统是贯通无间隔的，源流浑融，即作用见本体。他并不否认庄子的“道”可以向形上性、思辨性理解的层面；但他宁愿将这一点放在一边，而注重于“道”的具体下落到人生意义上的“心”，下降到庄子的心灵世界。不过，他在阐发庄子艺术精神的时候，仍然重视老庄所建立的这个最高概念“道”；强调其总的努力在于将精神与道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仍然不否认“道”对精神世界的优位意义，因精神世界仍笼罩在“体道”之下。［20］在论述“道”向艺术精神展开时，徐复观非常重视庄子“道”与“美”之间的关联，努力显发庄子“道术”向艺术的通道：
“美”与“理”、“全”、“纯”，都是对道术本身的陈述。因此可以了解庄子认为道是“美”的，天地是“美”的。而这种根源之“美”是“理”，是“全”、“纯”。美、理、全，这几个概念，对庄子而言，是可以换位的。《知北游》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又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以说：“德将为汝美。”道是美，天地是美，德也是美；则由道、由天地而来的人性，当然也是美。由此，体道的人生，也应该即是美的人生。庄子为了易于与世俗之美相检别，所以有时称这种根源之美为“大美”、“至美”。［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