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昆虫学 科技 政治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巨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对政治有重大影响。科学技术通过经济和军事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反之，国家政治对科技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宏观调控决定着科技发展的方向，同时科技发展也需要国家通过科技政策和科技立法为自身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学术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科研管理体制上也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因而，政治及政策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昆虫学50年的曲折历程清楚地表明，国家的政治活动往往左右科学研究的命运。
一、近50年中国昆虫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上半叶，近代昆虫学研究在我国得到开展。但由于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不安，缺乏一个统一、有力的中央政权，政府没有制定和实施一贯有效的科学发展计划和保障措施，我国的昆虫学研究进展缓慢，研究人员缺乏，机构组织散漫，整个昆虫学的基础甚为薄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和社会条件。中国昆虫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在近50年里，昆虫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大的波折和起伏。
1949~1966年，是中国昆虫学科研体系完整建立和昆虫学研究初步繁荣的时期。其间虽经历了“大跃进”和“反右倾”，在科技战线出现过瞎指挥、浮夸风等现象，但1961年党和政府调整了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偏差，保证了科研工作得以正常进行。昆虫学研究在短暂停顿后又得以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短短10余年里，在各级农业科学院（所）、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的有关部门及医学、林业、粮食、铁道等科研系统内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中国昆虫学研究和教育机构。昆虫学各主要学科取得显著进展，新的分支学科得到建立和发展，研究成果增长迅速。从1949年到1962年即发表、出版各类文献13952篇，是建国前50年文献总数（7262篇）的1.9倍[1] 。
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使我国的昆虫学研究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建国后17年的科研成就被完全否定。昆虫学研究机构大多被搬迁或解散，科研设备和实验基地被毁坏，研究资料大量散失。《昆虫学报》、《昆虫知识》、《动物分类学报》等各种学术刊物被迫停刊，全国性的学术交流陷入停滞。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昆虫学许多领域的研究拉大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批判了在科技战线推行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从此，中国昆虫学进入深入发展时期。昆虫学教育重新走上正轨。昆虫学研究机构逐渐恢复并不断完备。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得到广泛应用。基础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不断深化、细化，昆虫分子生物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农林医牧重要害虫得到有效控制，并发展成熟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害虫综合治理技术体系。资源昆虫的利用不断深化并形成产业化。新的昆虫学刊物不断创办。继《昆虫学报》、《昆虫知识》、《动物分类学报》复刊以后，又先后创办了《昆虫分类学报》、《昆虫天敌》、《动物学研究》、《昆虫学研究集刊》、《动物学集刊》、《武夷科学》、《森林病虫通讯》、《昆虫与植病》、《生物防治通报》、《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Entomologica Sinica（《中国昆虫科学》）（1994）等昆虫类相关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