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婚姻、家庭是女性意识中最敏感、最伤痛的部分，对女性来说，它成了女性感受自身和世界的最敏锐的神经。“对于女人，爱情就是一场命运”（《夏娃的天空》南子），“婚姻与做母亲涉及她整个命运”（32），是最密切地关及她们的地方。女性要从附属地位成为同男性平等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爱情的渴望是女性情感世界的支柱，对婚姻的自主，是女性自身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女性诗歌对自我和社会的反省与探索的焦点就很自然地聚集在爱情婚姻家庭上。张烨对女性爱情婚姻家庭的剖析反思已站上了一定的高度。她对女性心态的发掘已拓展到历史的深度。如《姐妹坡》（组诗），《鬼男》（长诗）等。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中，男性“仅将女人视为一匹温顺/繁衍的母马”，在对传统婚姻的蔑视，反抗与反思中，诗人感到了女性命运的悲惨。于是诗人盼望“你”（女性）“独立挺立”，即使“凝成一座旋刮着雄风的雪山”（《姐妹坡- 新娘》）。这种男性化的尴尬来源于“凑合家庭的遗痼”（《姐妹坡，我站得那么静那么优郁》），现代和传统意识的相撞与男女两性地位的失衡导致了家庭的摩擦与硝烟。正象诗人所表述的那样“妹妹，你的嗓音是矛/你的嗓音是盾/矛与盾在橙色空间交响”，诗人在诗的结尾，便忍不住叹惋了，“爱情啊爱情，真十有八九是凑合”（同上）。在“婚姻是一种怪圈”（张烨《月色夜话》、“永远无法逃脱这一命运，母亲”（李小雨《梵冈教堂》）的婚姻爱情网络里，发生了诗人的反抗与心态：“生儿育女，我不愿卷入/我缺乏母性是因为有太多的母性”（张烨《白雪诗人· 雪猫》。与张烨有所不同，萨玛，李轻松对母性部分地采取了认可和赞美的态度，“我胸围宽大/嘴唇厚实/适宜于做你们的母亲”（萨玛《天光》。翟永明在对待母性和家庭上，则是在正视母亲之时目光已超越了母亲，直抵母性（本性意义上的母性）的深层意识，把女性所依赖的家园置于家园之外的广阔世界。诗人在“无儿无女/一天天成为一件害人的事情”（《此时此刻》）和“男人在近处注视／巴不得她生儿育女”（《人生在世》）的日常生活里，依然固执地拒绝成为母亲，而宁可“表面保持当女儿的好脾气／重蹈每天的失败”（《黑房间》），宁可看见自己内心深处“升起一个天性当寡妇的完美时刻”（《此时 此刻》），她对母性这一角色的拒绝与“家庭是出发的地方”（《黑房间》）这一告白，几乎是同义反复。
女性诗歌在对爱情、婚姻、家庭的反思探索时，对自身、男人和世界多了客观的心平气和的关照，使得女性带着更全面更平静更富理性的心态去诗中寻找灵魂的憩居点。蓝色马蹄莲说“我的诗歌一直都在寻找自我并突破这种自我，并希望自我在上述矛盾统一里消融，而使诗歌更像诗歌更忠于诗歌，从这一层面上讲，诗歌就是一种理想境地，是事物在现实中的临界点！是给人、事物以安慰寄存的空中楼宇！在寻找中解脱，在背离中回返。如此周而复始！”（33） 在女诗人人新的定位与观照下，女性用比较平衡的心态，梳理自己的意识，世界开始成为男女两性平等面对的世界。诗人把视线的焦点投向人，关心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上，不满人的现实处境，把人放在过去、现实和未来的关系中进行思考。她们所反映的生活更广阔了，同时，还增添了探究真理的色彩。这就使作品更丰富，更厚实，更有深度。对人性（主要指女性）和对历史忧患意识的深入，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张烨，其诗在一种深邃缜密的内涵中，在一种内在的张力之下，对女性意识和社会历史表现了深深的关注。她的长诗《鬼男》就是一部以民族文化为背景，融入了宗教意识，并与时代精神意识相撞的诗。 傅天琳的诗站在人生的高度，以客体物像为中介表现人生的理想和追求，给诗以新颖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内涵；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并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如《真假绕口令》、《人与枪枝》、《逝川》、（长诗）等。舒婷在三年蛰伏期后复出，其诗作“坚定地站在个人生命和人性的立场，深入生存”，在她个人性题材中，展现出现代人的生存景观，具有浓厚的现实感和深刻性。如《国光》、《阿敏在咖啡馆》、《别，白手帕》等。黎阳在《 同 情》“ 苍穹，你告诉我，黑云何时才能散尽？ /大地，你回答我，苦难几日方可暂停？/ 炎帝，你可知你千余年的辉煌已成冰凌？/ 黄帝，你可知你优秀的儿女全已遭囚禁？” ，在连续的“天问”与对“山风， 谷雨 ，黄金， 明星”的呼告下，采取了一个全新的视觉，不仅仅观注了女性的心灵，而且更多的关注了人类的灵魂心态。在《诗歌报》“女作者专号”９８第５期中，这类诗作也得到了大量的体现。如李轻松表现的“生命低层的困惑、欲望、存在着的种种可能”和对“生存与毁灭”主题的关注。她的《微张的唇》、《微有缺痕》、《微澜 》等有着女性对自身和世界见惯不惊的平静或者有微有冷漠的反思感悟。又如雪凝对《雪原河流 》（组诗）“近视性”和“远视性”的关照。再如《 沉思生命 》（组诗，杨如雪）、《双人滑冰或永恒的激情》（雪女）、《女人河》（ 陆朋红）等理性客观平静的剖析与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