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上述多元化的法律渊源，归根结底仍是权力高度集中（国家主权统一）的产物，自上而下有严格的法律位阶和效力归并关系，且这种关系是以国家强制力为联系纽带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许多相互独立、彼此竞争的法律供给者，这种垄断竞争实际上就是条块分割或“诸侯割据”，虽然在现实社会中多有表现，但它不是法律供给的基本特点，更不是国家法律供给的应然格局。实际情况是，我国的法律市场，实行社会主义的议行合一体制，它是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最高法律中枢，其下产生其它相互配合、相互分工、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接受其监督的法律供给机关，如以国务院为代表的行政立法系统、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代表的司法执法系统、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代表的特别行政区法律系统、各级地方法律系统等等。由此，在我国法律体系的第二层级中，似乎已经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垄断性法律供给。除此之外，社会习惯、伦理道德等一般调整手段在国家认可之前，和学理解释一样，并不具有合法性和强制性，而立法、司法机关一般也不能随意进入和退出法律市场。所以，法律上实际上是一种寡头垄断市场。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法律供给者权力的全面扩张，广大法律消费者（普通民众）缺乏与法律供给者间的沟通，还很难得到、参与或监督有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废止，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或服从这些既定的法律法规，接受法律供给者提出的带有垄断性的价格（即承担较高法律成本）。
四、法律制度的特征
从对法律市场的模拟中，可以归纳出法律制度在经济学视角中的如下六个特征：
（一）法律资源的稀缺性。法律的供给与需求受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的约束，具有稀缺性。而这种稀缺性又通常与法律供给的非盈利性相联系，即由于生产法律规范和维护法律秩序需要支付大量的费用，供给者的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其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亦即在经费不变的前提下，供给量愈大，支出负担愈重。因此，按照市场价格机制来配置法律资源，私人生产者没有积极性，从而使有效率的公共品供给难以实现，为此需要一个特殊的主体──国家机关来负责法律的供给，并采用一种特殊的机制──强制收费（财政收入、税金补偿）来组织法律资源的生产和实施，通过规模经济（垄断法律活动）来实现效率。即便如此，由于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法律生产者）缺乏向社会提供“优质适量”法律产品的内在动机，其立法执法意愿和能力水平也很有限，而法律调整范围的宽泛及其特殊的形式要求（繁简适度、规定明确、含义清晰、便于适用等）又决定了法律规范不能轻易地从其他类型的公共品（道德、宗教和习惯等）那里直接照搬，致使“良法”资源十分稀缺。如果法律资源没有稀缺性，则也就没有对法律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必要性，更没有进行法律改革（变法）和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因此，为实现法律制度的效用最大化，必须对法律资源慎重选择和合理配置。
（二）法律供给的垄断性。国家垄断法律及其秩序的供给，一则由于法律资源的稀缺性、历史地理和传统因素以及社会利益冲突与合作关系的特点，使得国家作为“秩序和秩序构成的共同体”，独家垄断着法律的制定、实施和解释的权力，即使对于那些社会上早已存在的一般社会规则，如习惯、经验、道德、宗教、习俗、礼仪、国际法规范等，也只有经过国家的认可方能具有法律效力，才是“合法”和有效的，从而有利于社会交易秩序的形成和稳定（即“定纷止争”）。二则由于用一个机构建立一套保护产权与社会的大规模武力系统比建立许多小规模的私人武力系统，用国家的公力救济取代私力救济更能带来规模经济效益。虽然从表面上看，各级国家政权垄断着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可以无限制地“生产”法律。但是，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都需要耗费成本，且这种生产也须以人们的有效需求为约束条件，因此国家对法律的生产绝不可能是“无限”的。那种认为法律实行没有成本，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供给法律的想法，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