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引的毛泽东的批语：“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在远东”？这可能是针对苏联的“一长制”的。但我们已经论述，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工厂管理上的“一长制”，只不过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逻辑展开罢了。因此，毛泽东对于“在远东”的强调，实际上表明他向西方福特主义挑战的意志。
西方思想史的晚近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福特主义之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从而排除“经济领域的民主”，是源远流长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基本上已经提出了斯密的分工理论。他认为，每个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个社会的生产将会增加（２３）。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木工做了制鞋的活，危害还不算太大；但如果木工参与了城市（雅典）的护卫和管理（ｇｕａｒｄｉａｎ），则天下就大乱了（２４）。这充分显示出柏拉图的分工理论和他的反民主理论的内在关系（２５）。从柏拉图到福特，其中经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马克思、列宁、韦伯、杜克海姆，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均有把“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一对应的倾向。发人深省的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分工的论述，与斯密并无不同。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甚至写到“进入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列宁欣赏福特更是尽人皆知。这一切，说明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的倾向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若究其本源，我们必须回到希腊思想家对“家庭”（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ｏｉｋｏｓ）和“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ｌｉｓ）所做的截然区分。由于西方把技术、经济当做“非政治”的“家庭管理”的一部分的深厚传统，“两参一改三结合”之类的“经济民主”思想很难被接受（２６），因“经济民主”一词本身意味着“政治”进入经济领域。如果不是７０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迫使西方开始向“后福特主义”走，他们还将长久地滞留在“福特主义”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对于“鞍钢宪法”在“远东”出现的强调，象征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从此，在全球舞台上，人们再也不能象从柏拉图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样，来设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精髓处之所在。无论“鞍钢宪法”在执行中出现过多少失误，其“经济民主”的精神实质仍是中国迎接２１世纪的宝贵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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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日本的“丰田生产方式”已取消了“功能等级”（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与“职称等级”（ｒａｎｋｉｎｇ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的对应关系。换言之，职称高的人并不一定在“团队合作”中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见Ｍ．Ａｏｋｉ，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ｌｉ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７５．
②Ｊ．Ｐｏｎｔｕｓｓｏｎ，“Ｕｎｉｏｎｓ，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Ｊｏｂ Ｒｅｄｅｓｉｇｎ ａｔ Ｖｏｌｖｏ”，ｉｎ ｈｉｓ ｅｄｉｔｅｄ．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ｒｎｅｌｌ，１９９２．
③见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美国国会议案的原文。
④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ｏｍａｓ，Ｗｈａ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ａｎ＇ｔ Ｄ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ｄ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９９４，Ｐ２０９．
⑤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南雄教授曾对“鞍钢宪法”在中国上层政治争论中的作用做过详实研究。见Ｐｅｔｅｒ Ｎ．Ｓ．Ｌｅ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４９－１９８４，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