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本来只称《诗》，是一部周代的诗歌总集（部分可能商末的作品，如《商颂》），后来列为了儒家经典，自西汉时代就直接称《诗经》了，就如《易》又称《易经》一样（《易经》还称《周易》）。就象一个人的青春少年时代总是喜欢诗一样，作为我们中华文化的早期文明，自有了正式的文字后，周代的华夏先人对生活世界的感受与记载也往往喜欢付诸诗歌这种形式，（所以有“史诗”的说法）。而周代的朝廷又非常重视礼乐制度和民风民俗，所以周王室曾派人到周天子所分封的各个国家、地区采集民歌等诗歌作品，历史上叫做“采诗”，或者也称“采风”，故《汉书·艺文志》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也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动木铎（duó）徇[巡]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而《诗经》，就是大约西周初年至春秋时代的优秀诗歌之汇编，现在存世的《诗经》大约编定在春秋时代，距今大约已经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周代的《诗经》原来有三千多篇，并且说当时传世的《诗经》经过了孔子的整理和编删，是孔子把三千多篇选编为三百多篇的。《诗经》究竟有没有经过孔子的实际选编或删节，因为没有十分充足的证据或史料，所以我们也已不得而知了（孔子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样的话，见《论语·子罕》，此表明孔子整理过《诗经》等）。但《诗经》最初的篇目比三百多篇还要多，应是符合历史真相的。不过现在传世的《诗经》却只有三百零五篇了，加上《小雅》里有篇名而无文辞的六篇则为三百十一篇（该六篇称“笙诗”，即《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和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代一致，和春秋晚期以及战国、秦汉时代也基本一致，也就是只有三百多篇精华而已，所以古人往往取其整数而说“诗三百”，比如孔子称“诗三百”（《论语·为政》），又称“诵诗三百”（《论语·子路》），司马迁则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诗经》里的诗，在周代（前1046-前256）是用来歌唱的，往往配上音乐和舞蹈，所以古人说“古者教以诗乐，诵之、弦之、歌之、舞之”（《毛诗故训传》）。但是因为乐曲难以历史性地保存和传播，所以配套的曲子都失传了，只留下了诗的文字部分。我们现在读到的《诗经》原文，实际上就是周代歌曲的歌词而已，所以它们都是有韵律的；即使按现在的音去读，不少篇章也依然呈现出显著的节奏感。这三百零五篇诗作，一向被编为三部分：《风》、《雅》、《颂》，其中《雅》又分为《小雅》、《大雅》。《风》多为民歌性质，《小雅》多为宴歌性质，《大雅》多为赞歌性质，《颂》多为祭歌性质。风→小雅→大雅→颂，它们依次越来越庄重、严肃、恢弘，即诗的人文精神或情意气质逐步具有崇高性和超越性：由民间的一般生活上升到贵族以及朝廷的宴饮、礼赞，再上升到对祖先或天地神灵的庄严祭祀……
《诗经》的编排结构或内容分类是风、雅、颂，而《诗经》的主要写作手法或修辞方式则是赋、比、兴。前者指题材，后者指词章，统称为“六义”。《毛诗正义》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那么究竟何为赋、比、兴呢？朱熹在《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赋”本义是聚敛、聚集，这里指集中地叙述景状或抒发情意，聚焦式地予以吟唱或咏叹；“比”的本义是亲近、紧密，这里指类比、比喻、援例、引申等；“兴”的本义是起、作，意思是引发、感发、作兴、兴起等。《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叙述雎鸠的亲昵相伴，再叙述男子对女子的爱慕，这就叫“兴”（xìng）；《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是借硕鼠来暗喻贪婪的盘剥者，这就是“比”；《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就是诗人情感的直接咏叹与抒发，这就是典型的“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