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通俗的比方，《诗经》里的风、雅、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的“通俗歌曲”、“高雅歌曲”、“严肃歌曲”；而《诗经》里的赋、比、兴，则类似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明着说”、“暗着说”、“弯着说”。“兴”就是托物兴起、借景抒情，而“比”是两相类比、借此言彼，《诗经》里先“兴”、“比”再“赋”的写作手法随处可见，尤其是“比兴”的手法在《国风》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当然赋、比、兴往往是交叉运用）。南朝的锺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国风》中的许多诗篇，就是从自然现象的景物或景象开始咏叹的，然后再进入对人的生活事件与内心世界的咏叹，具有自然世界与生活世界相互交融的显著特征，我们称其为有鲜明而清新的“自然主义”倾向。古人概括说：“朝吟风雅颂，暮唱赋比兴；秋看鱼虫乐，春观草木情。”这种由自然景物、自然景象感发到人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或者“物—我”的印象与感情相互投射的艺术情趣，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与审美意象，影响非常深远。可以说秦汉以来的汉语诗歌乃至戏曲等，都深受其影响，故《诗经》堪称中国文学艺术的鼻祖与泉源。
《礼记·王制》说周代的太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诗经》在春秋时代是文化教育的必修内容，所以《论语》、《史记》中有不少涉及孔子与《诗经》的内容。比如《论语•泰伯》记载孔子主张人文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季氏》、《论语·阳货》则分别记载他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为”指学习和实践）。《论语·阳货》又记载他告戒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诗歌是人文教育的开始，它不仅至少可以让我们多识记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而且可以感发和培养人的情感与美德，教给我们许多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道理，乃至培养我们从事政治的思想能力、语言能力。——春秋战国时代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外交活动，是要频频援引《诗经》《尚书》来说理的，不学《诗经》那怎么行呢？学了不灵活运用又怎么行呢？所以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诗经》在人文教育、文化生活乃至国家政治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诗经》自然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了。秦亡汉兴以后，汉王朝对历史文化非常重视，并下令收集、整理经过战国的动荡以及秦的“焚书坑儒”而侥幸遗存的各种儒家典籍（包括诸子百家），崇尚儒家思想和讲习儒家经典的风气又一度兴起。西汉时期对《诗经》的讲习和传授主要有四家，叫做《齐诗》、《鲁诗》、《韩诗》、《毛诗》：《齐诗》为齐人辕固生所传（CHUáN），《鲁诗》为鲁人申培公所传，《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毛诗》为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所传（前二者因国而命名，后二者因姓而命名，毛亨、毛苌则又分别称大毛公、小毛公）。齐、鲁、韩三家在西汉兴盛一时，汉武帝时就被立为了官学，并设立了博士。但经过东汉至魏晋这段时期，齐、鲁、韩三家传（ZHUàN）竟逐渐衰微了，到南宋竟完全亡佚了，仅有一本叫《韩诗外传》的书流传至今。所以《隋书·经籍志》说：“《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
相反，《毛诗》虽然晚出一些，但它讲究训诂和名物制度，历史感比较强，工夫比较扎实，所以在文化界流传了不少。到了东汉，当时的经学大师郑玄以《毛诗》为主，汲取和融合齐、鲁、韩三家诗的精当之处，为《毛诗》作了进一步的注（世称《毛诗郑笺》），《毛诗》于是就逐渐盛行起来，并慢慢压倒了齐、鲁、韩三家，故《隋书》称隋代“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到了唐代，当时的经学大师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作《毛诗正义》，与另外的《周易正义》、《尚书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统称《五经正义》，被列为钦定的官方讲经教材，于是《毛诗》就更为广泛流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其实就是《毛诗》这一派的本子。汉初大毛公毛亨所作的《诂训传》（世称《毛诗故训传》），东汉郑玄所作的《毛诗笺》，唐代孔颖达所作的《毛诗正义》，现在都流传于世。——《毛诗》是不是毛公所传，《毛诗故训传》究竟是大毛公毛亨还是小毛公毛苌所作，历史上也有争议，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说：“《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唐以前无异论，宋以後则众说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