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骨卜辞的内容可以看出，商代王室、贵族对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他们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这种祭祀还一个王世接着一个王世持续不断地进行，并在甲骨卜辞中记录下来。黄组卜辞中以五种祀典对祖先轮番祭祀一周需要36旬或37旬(二者基本上是相同安排的，但有时也有错漏或连续进行的)。由于两个周期与两个太阳年的时间相当，因此，利用卜辞等有关材料排出周祭祀谱，算出某一王世举行了多少个祭祀周期，理论上是可以推定某王的在位年数的。
经过排谱研究，得到了文丁时举行过11个36旬型周期、11个37旬型周期，总计22个祭祀周期，因而推测文丁在位22年。帝乙时也有11个36旬型周期和11个37旬型周期，共22个祭祀周期。但帝乙22祀与帝辛元祀不能接合，他的在位年当大于22年。帝辛时举行了13个36旬周期、21个37旬周期，合计34个周期。这里，36旬周期与37型周期的数量不等，原因何在，尚需研究。但34个祭祀周期的存在，提供了帝辛在位年或为34年的可能。
历史文献中对上述三个王世的在位年也有记载，如文丁有3年、13年等说；帝乙有9年、37年说；帝辛有33年、52年等说。但这些古籍的成书年代较晚，资料来源也不甚清楚。甲骨卜辞和金文材料均为商代遗存，是当时的记录，其可信度显然比前者要高。所以，借这些宝贵资料去研究商王的年代，应是我们研究时的首选方案。
甲骨文和金文中记载的某王几祀、月份、干支及祀典名等内容，其"隹王几祀"是指某王在位的第几年。商人使用的是阴阳合历，月份是大小月相间排列的，大月一般为30天，小月是29天，有连大月和闰月。在上述三个周祭系统中有的相当紧密，如帝辛二祀至十一祀的材料。已知这一期间没有十三月的记载，而有年中置闰的证据，表明月份与季节基本上是对应的。因此，为进一步检验上述推论的准确性，用天文方法将有关材料排入具体的历日之中，看看能否排进去或哪些年份的材料可以放进去。假如能够排入具体的历日之中，可以提供有关王年的具体日历年的参数。
由于周祭周期、干支周期与月份周期之间存在一定关系，所以两个祀年、月份、干支、祀典名和被祭先祖名齐全的材料之间相距的日数、闰月和闰旬数都可以推算出来。推算帝辛周祭系统的可能年代时，以十一条祀年、月份、干支、祀典名和被祭先祖齐全的材料为基点，对二祀至十一祀周祭祀谱在历日中的位置作了推算。推算结果，在1100─1050B.C.之间，帝辛元祀的可能年份有1100、1095、1090、1080、1075、1070、1065、1060B.C.等8个。基于克商年选定为1046B.C.，帝辛元祀为1075B.C.的话，则帝辛在位为30年。
用同样的方法对帝乙与文丁的材料作了推算。结果得出帝乙在位26年或36年两种可能。今取帝乙26年说，则帝乙元祀为1101B.C.。文丁在位年的推算，因材料较少，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年代。
总之，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经天文学家的检验，使有关结论更具说服力。这是多学科合作中提出的一条新思路。尽管用不同方法得到的结论在表面上不甚一致，但用排入历日的方法──即使排入的是一小段(如帝辛二祀至十一祀)──那也是说明问题的。因为它印证了所排的周祭祀谱是合理的(哪怕是一部分合理)。目前虽还不能给出在位多少年的明确结论，但从设定的条件下算出若干个年份可供参用，实际上已经排除了许多不合条件的年份。所以，只要对所用材料的年代判断正确；运算的方法科学、精确；对相关条件的设定符合商代历法的实际情况，其结果应该是可信的。
十四、商前期和夏代的年代为什么没有像商后期和西周那样对王世有较明确的说法？
这是由于材料不足而造成的。在商前期和夏代年代学研究中，没有商后期中可以利用的大量甲骨卜辞；也没有西周时期有一批可供分期断代的有铭铜器和"四要素"齐全的铭文材料。这一状况，就决定了在商后期和西周年代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不可能在夏代或商前期的年代学研究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