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本文认为，尽管那些大型金融资本集团明白，他们正在朝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单行道上疾驶，但没有任何垄断资本、特别是最腐败的金融垄断资本，足以明智到愿意主动改变自身与生俱来的追逐超额利润的本质特征。因此，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的决策导向如果失误，就可能是“我为鱼肉，人为刀龃”。我们也有可能象其他东亚国家那样，由于实物经济成长确实产生了可供攫取的增量利润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在资本过剩压力下转嫁危机的对象。这是本文对所谓东亚金融危机动因的理解。
中国已经有47年的高增长，改革前27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最近20年则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权让利的条件下追求地方工业化的积累阶段。二者都属于大量占用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因此在按照一般工业化的制度经验、初步完成原始积累形成的高增长之后，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条件下转向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的国际大资本的制约。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转向追求“可持续发展”。可是，人们在享受高增长的带来的现代化消费时候，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
由于本文作者曾经早在1988年5月写的“危机论”中就指出过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后来在1994年11月发表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与中国改革”中也分析过今天才出现的国际经济问题及其本质原因。而且近年来暴露出的问题，确实大部分被我当年的文章不幸而言中，因此现在写作本文不能算太过于唐突。但我实在既不是预言家，也根本不是国际问题专家，甚至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了解甚少。因此，理论家们对本文大可不必介意。
一、 真正解决欧美1929-33年大危机的并非“新政”，而是战争
我们在去年以来的讨论中已经越来越明白，这次东亚金融危机是现象，实际上几乎是亚洲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发生在欧美1929-33年大危机的一次复制。二者的本质特征相类似，都是传统制造产业的结构性过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如下认识：
1、资源贫乏使欧洲在危机压力下走向战争
在30年代初的欧洲，当危机爆发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资源的分割已经确定，各早期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没有新的资源可以再拿来作为资本化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所以制造业的结构性过剩几乎不可能在同构的、分散的欧洲小国内部缓解（这也与现在东亚其他国家情况类似）。于是德国首先加速向军事工业转移，并且必然随之在这种传统产业结构并不能产生增量的制约下、要求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的重新分割。这当然导致从欧洲延伸而成的世界战争。
2、美国两个“百日新政”受阻
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源大国，因此本来比欧洲小国更有条件通过启动本国资源向资本转化形成新的资本增殖收益，并以此改出危机。1933年罗斯福执政后也确实推行了两个“百日新政”，第一个“百日新政”加强联邦计划和政府干预，但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受阻；第二个“百日新政”侧重垄断，但新法在1935年春起不到1年中被最高法院取消了12项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工业复兴法”。罗斯福执政后的3年中，各地已有100多位法官下了1600多道指令禁止实行 “新政” 。其实罗斯福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工业结构，而且尽管政府财政融资于公共工程每年使国库亏空60-70亿，国债从1932年的187亿增加到1938年的347亿，但失业仍然有700万，全国14%的人口依靠政府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