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必然增加
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无论是哪一级政府追求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我国经济始终没有摆脱依靠大量资源投入来支持粗放型经济发展的老路子。
8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重申的提高经济效益，把经济增长转到集约化轨道上来，却事实上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在地方工业化阶段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例如，“六五”、“七五”期间的国有单位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800-2000元，还建成了许多象“四大乙烯”这样能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大型建设项目，可是“八五”以来基本建设战线越拉越长，在建规模越来越大，能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建设项目却越来越少。又如，固定资产投资的交付使用率“八五”初期还在90％以上，“八五”末期降到只有54％。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效率近20年来也是拉大的趋势。如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 ，“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八五”以来也没有明显变化。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只处在中等水平。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长期存在的经济增长中的粗放型特征始终没有改变，地方工业化阶段尤其80年代末期以来甚至有加重的趋势。
随着9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中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化工和机电工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将明显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必然不断上升。但是，重工业、化工和机电工业是以能源和矿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业，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拉动重工业发展，经济增长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必然急剧增加。国家计委王健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按1975年日本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能源和钢铁的人均占有水平计算，到2010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时，14亿人口就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其中包括29亿吨原油；需要消耗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还应该看到：日本是世界上经济效率最高的国家，资源使用的集约程度远远超过欧美各国，即使是如此，1955-1975年，钢铁消耗仍增长了9倍以上，能源消耗增长了6倍以上，其中石油消费增长了21倍以上，都大大高于CNP同期5.4倍的增长幅度。
最近做出的决策是以财政和信贷方式增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我国的“重型”增长方式重新出现，从过去的经验看，主要工业原料的消耗速度也必然有显著加快趋势。以石油为例，在80年代的“轻型”增长方式下，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2.4％，而1991-1993年则猛升到10％；经济增长与钢消耗的弹性系数也发生了变化，80年代为1:0.67，1991-1993年则上升到1:0.9。
我们不得不承认，90年代的中国经济实际上是继续按照传统道路追求工业的高增长，工业对资源的消耗严重浪费。我国经济增长不仅粗放型特征极为明显，而且由于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压抑了城市化进程，以及内部化金融的政府垄断、带动第三产业的能力有限，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因此只能依靠传统工业发展惯性维持增长，资源消耗必然增加。例如，日本生产每单位GNP所消耗的能源，只是我国的1/11，但如果只从工业部门看，按当年汇率折算，1985年日本每亿美元工业产值能耗为4.8万吨标准煤，我国1990年为7.3万吨标准煤，二者只差52％；可是因为其服务产业比重比我国高出一倍以上，服务产业的单位产值能耗只是工业部门的1/3-1/4，所以服务产业比重大就使平均单位产值能耗大大降低了。如果用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资源产品消耗的增长速度外推到2010年，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需要消耗10亿吨原油和3.5亿吨粗钢。
3、中国资源稀缺只能进口，对国际市场影响必然增加
改革前27年我们也是高增长，低通涨；这与近20年没有明显差别。如果要对现在的增长与过去作比，那么最大之不同，在于国际化程度。因为这20年正是国际金融资本过剩、寻找投资机会，以及日本在亚洲推行产业转移战略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