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创造意识。过去的几年，电视仿佛进入了竞相模仿的魔洞中，在试图改版的良善动机下，上演的确实多是拾人牙慧的模仿剧，从无聊的侃戏，到遍地开花的情景喜剧，从千篇一律的扭捏独唱加伴舞到无所不用其极的耍弄游戏节目，一潮接续一潮。曾经创造过中国电视辉煌的电视人在收视率的杆杠面前，忽然变得莫名所以手足无措。决不是当代人瞬间失聪，而是长期包打天下的无冕地位造就了创造力的弱化。在一地，电视曾经没有对手，但从无线到有线，网络到卫星，独领风骚的一统天下被竞争打破。并且，老百姓的口味变得挑剔苛刻，即便是最富魅力的节目也容易消逝其悦人光环，比如曾独领风骚的许多电视文艺王牌节目，都遇到或多或少的观众热度下降的问题，频频的改版和主持人的更迭都没能根本改变状况。这也固然和新闻节目、纪实节目以及其它娱乐形式的冲击不无关连，但主要的症候还在自身。就节目而言，思想贫乏，缺少内涵，文化意味的淡漠等缺憾已不在少数，即使是只求轻松愉悦的人们，看多了强做欢愁的节目也会倒胃口的；就形式而言，老套的样式已经激不起人们的热情，主持人走马换将也好，形式换汤不换药的变化也好，只要没有触及实质改观，就无法再现往日辉煌。不能只责怪观众口味的变化，更要检讨内涵是否适应观众欣赏口味的变化。但适应的背后却要首先解决一味被动屈就的弊端。
必须毫不含糊的提出，电视必须改变的更主要因素是增强创造力。过去这一年喧闹荧屏的热点竟然是雷同克隆现象，实在让人悲哀！电视初始是主动强迫观众接受的，但又是本质为大众服务、被大众欣赏所支配的。实际上，在21世纪更为激烈的竞争条件下，强制功能必然减弱，主动寻求益发增强。但细细想来，电视媒介总是主导的，而观众也总是被动依赖的，在这里传媒的关键实际是要更为主动创造，引导观众的情趣、兴趣。可惜，过分强调从众随俗，导致低水平迎合，被动附庸现象触目皆是。创造首先就是要打破常规，积极寻求视听热点，譬如在各地电视台还沉溺晚会的铺天盖地热情中时，湖南台及早看到了退潮的前景，把千篇一律的综艺节目变化为参与感强、游戏成分浓厚的新型节目《快乐大本营》，造就了视听奇迹。又如中央台的《电视诗歌散文》栏目，把文学用电视艺术的手段加以编排，在极其静谧、诗意的画面中，演绎出动人心脾的艺术境界，是产生出人意料的欣赏效果。创造其次还要突出电视优势，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征，譬如中央台的《东方时空》《实话实说》的横空出世，把人们期待已旧的心中期望通过电视传媒疏通出来，造就了独特的风格，至今为人称道。创造也还需要独创品牌，别辟溪经，同样是体育节目，《足球之夜》就风靡一时，它的体育分析深深抓取球迷的心，形成独特的品牌效应。又如中央台的《曲苑杂谈》，把常见的曲艺小品精选编排，焕发新意，也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3、沟通形态。在度量电视和观众关系上，孰重孰轻是不可偏废的，如前所述，单向度的强调何为主体，已经不能适宜现实，事实上无论观众还是电视媒体都同样重要，需要完善的则是二者的沟通形态。当传媒既不把自己放在无足轻重被动之位，又时刻挂念观众心态时，传媒和接受者就是互不可分的一体之物。做为传播媒介，电视理当把大众需求做为自己的节目标尺，如果失却百姓兴趣、引不起社会关注，电视的节目生命力就自然丧失。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节目缺少深刻意味，但老百姓照旧被呼应他们生活节拍、虽清浅却轻松欢快的节目所招引并沉醉欢呼的原因所在。但就观赏而言，不能违背大众化的取悦趋同现象，当然要以某种程度的牺牲为代价，却实在是电视传媒所不能不做的。把眼光投注在百姓的喜怒哀乐上、迎合他们的爱好关心，是电视工作者理当具备的素质。它使我们的电视真正成为百姓的生活伴侣、家庭的重要成员。但缺憾也难免相应伴生，俯就大众的另一面是屈就时潮、混同流俗，前已述及。这不能不提醒电视工作者对如何建立沟通“定位”形态问题的关注。电视要面向大众、电视节目要适应国情民心，这当然是定位基础；具体节目的口味、表现方式要针对何种对象，这更是定位的要义。节目的定位是电视人文化教育学识的定位，是编导者涵养见地的定位，一味趋众不会真正赢得好感，不提高自已的品位，节目的定位也将不准。电视台要生存只能以符合百姓口味为目标，但电视台没有自已的明确定位，一味俯就时潮，也就会失去生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