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均衡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每一方都同时达到了约束条件下可能实现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因而这种状态可以长期持续存在。
[8] 在理论上，官吏集团对代理人利益的追求将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止步。如果边际成本由上级监督和民众反抗共同构成，那么，在官吏平均分摊到的监督力度逐步下降的现实趋势中，真正能够阻止官吏集团侵犯脚步的，只有民众的反抗。由于个别性反抗的胜算极低，迫使侵犯止步的那一点只能是大规模造反，而这一点恰恰是社会秩序的崩溃点。这是民众权利不敌官吏权力的专制制度的衰亡常规。
[9] 国营资本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在各个时期有很大不同。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接收敌伪产业之后，国营资本在工矿业中所占的比重超过80%（沈春雷：《中国战时经济志》，第1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
[10] 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第140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1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2] 据计算，在近30年的时间内，通过上述方式从农民身上获取的积累达6500亿至8000亿人民币，大约相当于同期中国投资总额的72%（参见严瑞珍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第64—70页）。
[13]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5页。
[14] 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的国际比较为例：1980年，每生产1美元的产值，中国耗煤2.90千克，印度为1.77，韩国为1.12，巴西为0.88，日本为0.51，法国为0.45，美国为1.05，英国为0.57，德国为0.49。（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 China: Economic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转引自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76页）
[15] 按照台湾学者郑竹园的估算，大陆体制所导致的损失和浪费，从1949年到1978年30年间，总数高达12000亿美元。如果能够避免这种损失，中国的国民收入实际水平可以提高3倍，在1978年以前便跨入小康。（《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第110—126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
[16] 以日本为例：196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日本相近，1980年却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参见谢百三：《当代中国的若干经济政策及其理论》（1991年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17] 1985年，大包干确立之后，中国农村总产值比大包干前的1978年增长了将近3倍。农民人均收入，1978年为191.33元，1985年为397元，增长了2.07倍。（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1986年）
据林毅夫计算，以生产队体制向家庭农作制度改变为代表的农村制度改革，对1978年—1984年农作物产值增长的贡献约为46.89%。（参见《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95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
[18]据2000年10月25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国际金融公司首次发表的关于中国私营部门的调查报告认为，整个非国有部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可达约62％。国际金融公司日前发表其首份有关中国私营企业的主要国际性调查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中国的私营部门在过去20年中呈指数增长，其目前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与国有部门几乎持平。
目前，私营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如果包括私人拥有的农业企业，这一比例就会达到51%，再加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贡献，整个非国有部门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可达约62%。由澳大利亚政府国际发展署资助国际金融公司开展的这项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部门在发展中克服了许多困难，自1980年以来，其产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长，非公部门的就业率平均每年增长41%。
[19] “据有关材料估计，目前银行贷款中有20%难以回收本与息，有30%左右只能收息而很难收本。这两项加起来，已达到贷款总额的50%左右。”（引自迟福林主编《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改革》，第30页，外文出版社，1999年第1版）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编著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报告（1999）》：“据包括权威杂志《经济研究》在内的国内媒体透露，截止到1997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在贷款中所占的比率为20%左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