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的世界
大雁报警是选择性的，但不是分析的。我们有时把大雁报警翻译成“狼来了”，或“危险正在接近”，或“我们必须立刻离开”，但我们至少知道在那里无法做出陈述句和祈使句的区别。信号是被囫囵地理解的，一个信号对应一种事件，语句则是被分析地理解的。“这个街区现在每晚都有个滴着血的幽灵徘徊”与报警的雁鸣同样能引起惊退的行为，但二者起作用的方式却不同。句子之完整地传达或报导一个事态，是经过了把事态分解又综合的方式完成的。
我们当然不只是在议论语言，我们是在谈论人，谈论人的非直接性。凡能够直接达到的，我们都能间接达到，——我们达到没达到，本来是件约定的事情。你说我最深的爱是无法表达的，那我们已经约定好了用“无法表达”来表达。但能够间接表达的，却不一定能直接达到。我们无法用任何“会心一笑”的办法来讨论氢原子的结构。
世界不再是一个序列，一道浊流，而是一个由各种因素构成的世界。每一事件都展现为某些元素之间的联系。它是一个元素，这等于说，它可以和这些元素连在一起，也可以和另一些元素连在一起，它们可以这样联系，也可能另一个样子联系。事实上如此联系着的，只是各式各样可能联系中的一种，我们的现实世界，只是种种可能世界之中的一个。语言分解-结合的机制，实已构筑起了逻辑空间，使得我们人类从可能性来理解现实性。
在这个意义上，在这种“本体论”意义上，我们要说，可能性高于现实性[9]。可以分出两种最基本的可能性，一种情况是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可能发展成A也可能发展成B。另一种情况是，现实明明是这个样子的，但没有什么道理表明它一定是这样子而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为了方便，我们可以称前一种为有待的可能性，后一种为概念上的可能性。我们在这里谈的总是后一种可能性。
实际上我是个小职员，每天蹬着一辆老式的自行车上班下班。但“我”这个概念和“大老板”这个概念绝不矛盾，我总可以找到某一个可能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坐在宝马车的后排上，前面是唯唯诺诺的司机，身边是漂亮伶俐的女秘书。实际上油菜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小羊是从母羊肚子里生出来的，但油菜从水里长出来，小羊从试管里生出来，并不违背逻辑，事物的这种可能的联系出现在白日梦里，出现在科幻小说里，最后出现在实验室里，甚至在你家隔壁的农场里。
我经常听说历史学家不谈“如果”。这真是个很荒谬的说法，既不合道理又不合事实。当然，发生了的事情已经发生，在有待的意义上已经不再有“如果”，然而，已经不可改变的事情之所以还值得研究，历史研究之所以还有意义，全在于历史事件像别的事件一样从来都被理解为由各种不同因素构成的，也就是说，作为诸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之一得到理解。亡羊补牢犹为晚也，这倒不是说历史会整体重演，而是说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就是对未来的理解。
语言是交流、交通，这种交通的独特点在于它不是直来直去的交通，而是借助设施的交通。“狼”“飞跑”“然后”是些不同种类的设施，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建设这些设施，是为了能够言说，要言说，就需要这些设施，就需要把整体分解成物体、形式、举止行为、关系等等。于是，人的生存成为经由中介的生存。我们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因为我们知道碗里的世界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可以通过操作、变革、革命实现某些可能性，让我们的世界变成另一个世界。人们历来把语言、工具和操作相提并论，盖由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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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 Bloomfield，《Language》, Holt, Pinehart and Winston，1933，p27。
[2]，同上，p24。
[3]，A. Kenny，《Wittgenste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