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为单位，不同于句子之为单位。词是交通设施的一个单位，双清路、城府路、或一座桥梁，“句子”则是交流的单位。什么是一个交流单位，没有内在的标准，要看实际交流的场合而定，一个词，一句话，一段话，都可能是一个交流单位。把教科书里的标准句子视作基本的交流单位，不过是从语言学研究上的便利考虑。
我们必须从类似的角度来理解“意义”。一个词的意义在于它作为整体交通设施中的一个特殊设施方便交通，而句子的意思就是一次次的交通本身。前面已经说到，句子的意思和词的意思不在于一个完整一个不完整，而在于它们是不同种类的“意思”。你说“壁立”，不是意思不完整，而是还没有交流。
信号、囫囵语、语句
信号是交流、交通，语言也是交流、交通。前一种交通，从甲点到乙点是一条路，从甲点到丙点是另一条路，哪条路和哪条路都不相干。后一种交通，则依靠一套交通设施，从甲点到乙点，从丙点到丁点，可能借用了同一段路，同一座桥梁，通过了同一个红绿灯。我们可以说，从甲点到乙点是由三段路、一座桥、一个红绿灯“组成”的。
交通设施为交通的需求而设，虽然特定的设施方式会调整交通的需求。先于语言的交流方式已经具有意义，词是为交流的需要设置的，这些设施是在这种固有的意义的引导下形成的，唯当语词能够保障交流，它们作为设施才有意义。
没有什么设施是一下子建立好的。从信号等原本具有意义的交流方式中，语言逐渐成形。最初的语句是一些越来越复杂、开始具有内部结构的信号。这种间于信号和语句的中间体，语言学上称作holophrase，或囫囵语。囫囵语中的某些成分已经是词了，即这些成分不仅出现在这个囫囵语里，也出现在别的囫囵语里，但另一些成分却还没有这样独立地具有意义。比如我们可以设想，有三句囫囵语相应于我们说“狼来了”“狼去了”“打狼去”，其中的“狼”已经是一个词，而“来”“去”“打”则只出现在这些囫囵语里，因此不独立地具有意义。信号是整体的，句子是分析的，囫囵语间于两者之间。一个信号必须充分分化为由具有独立意义的词构成的单元，它才是一个句子而不只是一个信号。
囫囵语的意思不是从其中包含的成分来的。以囫囵语之为信号的一种延伸而论，囫囵语天然地具有意义。正因为囫囵语已经是有意义的，它的成分才可能具有意义。如果这个成分出现在不同的囫囵语里，它就独立地具有意义。不同的语句就像经过同一点的不同线段，这些线段本身有其各自的坐标，从而把它们共同经过的那一点的坐标确定下来了。
语法学里的句子和单词是形式概念，从形式上说，句子和词是互相定义的，词和句无所谓孰先孰后。但若从实质上把句子看作交流单位，和信号和囫囵语对应的，显然是句子而不是单词。那就该说句子在先。弗雷格一派强调词只在句子里才具有意义，其次才谈得上句子由语词构成，其中自有深入的直觉。
句子是由词构成的。但和这个提法配套的是，词是从囫囵语里分化出来的。因此，“词只在句子中具有意义”和“词独立地具有意义”并不像初看上去那样互相矛盾。实际上这两种说法联合起来揭示着语言的本质。有了一个定型的语言，自然我们有时候可以不依赖于任何句子就学会一个词，这种情况常常会导致人们对语言的本性作出错误的说明。罗素认识到句子的意义“多于”其中各个词的意义的总和，但伤心地承认这种多出来的东西无法加以分析。这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不能从词的组合开始而必须从句子的分析开始。
词是从信号等已经存在的交流形式中独立出来的。信号里的某些部分相继取得独立的意义，即不断形成一个一个的词，原来的交流形式也就改变了性质，信号变成了句子，信号系统变成了语言。这有点像说一个国家里的一个又一个个人、一个又一个群体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身份，这个国家就是由公民组成的了，这个国家就从天赋君权的政体转变成了契约制的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