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商法独立后面临的困惑。面对古老而成熟的民法，许多学者呼唤着商法的理论和学说，但也面临难以名状的困惑：知道商法的过去，却说不清商法的现在，更看不透商法的未来。根据赵旭东教授的归纳，商法面临的困惑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1）什么是商法？商法调整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如何界定？（2）到底什么是商事行为？它与民事行为如何区分？（3）商法的立法基础究竟是商事主体还是商事行为？（4）商法的体系如何构建？它的范围和内容如何确定？商法究竟由哪些部分组成？（5）商法与民法、经济法的关系如何处理？商法究竟是民法的特别法，还是与民法、经济法并列的另一独立的法律部门？（6）商法究竟是公法还是私法？为何说它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而不是具有私法因素的公法？
（三）商法独立的现实状况
1904年（即光绪29年12月5日）我国清朝政府颁布了《大清商律》，共有《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但没有涉及其他内容，其规定较为简单，体例虽仿效日本商法，但内容多采用德国商法，这是我国上第一部单行的商法。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宣布凡清代法律，不于国体抵触者，仍然有效，故《大清商律》暂准援用。中华民国在对大清商律草案进行修改的基础上，于1914年1月、3月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公司条例》和《中华民国商人通例》，均自同年9月1日施行。北洋政府于1923年曾起草了一部《商法》草案，但未能正式颁行。由此可见，我国在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初期实行的民商分立的立法格局。但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后，当时的立法院为求商事法律易于修改，以适应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在民商法典的制定方面，主张采取民商合一模式。1929年《中华民国民法》第一编总则公布后，由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等人向国民党中央会议第183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民商统一法典的提案，政治会议审查通过了该提案，并从八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采用民商统一法典的理由。 其中，第四条理由为“民商合一，已成为世界立法之新趋势，我国何可独与相反。”这对我国法学界的非常深远，甚至现在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民商合一是经济发展需要而形成的，是当代法律发展的一种进步趋势。
但实事求是来看，当今世界立法的发展趋势主要是民商分立，而不是民商合一。根据国外有关资料统计，大约有60多个国家制定有独立的商法典。在欧洲，11个国家有商法典；在美洲、大洋洲19个国家有商法典；在亚洲，10个国家有商法典；在非洲，21个国家有商法典。 各国的商法典自颁布以来，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国采取了不少措施借以完善商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商法典进行了不断修订，如日本商法典自颁发以来，已经修改、补充了35次之多；二是在商法典之外颁发了许多单行的商事法律。
二、独立商法的内在本质与外部边界
（一）独立商法的内在本质
1、私法公法化。 公法与私法之分，源于罗马法并一直为西学者所沿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法学界也开始接受了西方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二元论。一般来讲，规定公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为公法，规定私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为私法。公法维护的是宏观利益，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调整原则为国家或社会干预原则（或曰非意思自治原则），而私法维护的却是微观利益，即公民个人和法人的私人利益，其调整原则为意思自治。商法的规范对象主要是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故商法属于私法范畴，但到了近代，鉴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再加之受“社会本位”法律思想的影响，许多国家在商法领域逐渐改变了以往“放任主义”的态度，而采取了积极的“干预主义”政策，这种倾向，学者称之为“商法公法化”。现代各国的商法“虽以私法规定为中心，但为保障私法规定之实现，颇多属于公法性质的条款，几与行政法、刑法等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却已形成‘商事法之公法化’。”？ 这就是说，商法具有私法性质，但却带有较为浓厚的公法色彩。例如，德国商法典第一编第二章关于商事登记的规定，法国商事公司法第二编关于刑事处罚的规定（第423条至第489条），我国票据法关于对票据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规定（第103条至第107条），我国保险法第五章关于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的规定（第106条至第121条）等，皆属公法的性质。所以，商法具有私法公法化的特点。换言之，商法是私法与公法的有机融合，是受公法限制和干预较多的一个私法领域。强调商法的私法性质，就要突出商人、商合伙和商法人作为商事主体的法律地位，使其在商事交易中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和平等性；承认商法的公法性质，就要加强国家对商事主体及商事交易活动的正确引导和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