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 1997 年取得了“软著陆?成功的成就，然而，市场疲软、启动乏力的现象接踵而来，零售物价已连续五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连向来最具活力的乡镇企业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重重的局面。虽然中国政府几度下调利率，放宽信贷，加大基础建设投资的力度，但 1998 年的经济增长率并未达到预定的 8% 的目标。 1999 年的经济增长情况估计不会比 1998 年好。
到底这只是短期的调整，并为未来长期、稳定、快速、持续的发展做好准备，还是预示著以渐进方式进行体制变换的改革策略已走到尽头，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即将终结，渐进改革积累下来的矛盾将会总爆发，而使过去 20 年来的建设成就毁於一旦，中华民族的重新复兴功亏一篑？
中国在 80 年代以后已经取代日本经济成为整个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间出现大问题，对刚遭金融风暴袭击而未摆脱萧条困局的东亚经济将如雪上加霜，东亚经济的迟迟未能复苏，也必将拖垮欧美经济。反过来说，东亚经济的再度繁荣，也有赖於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拉动。处於世纪之交、迈向新千年的中国经济到底往何处去，实为世人所不得不关心的问题！本文拟就未来中国经济可能的走向，改革中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如何解决等，提出一些看法，以求教於各界方家。
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
1993 年 7 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终於在 1997 年基本达到了预定的“软著陆?目标，但是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的势头并未随著目标的实现而停止。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中国政府在 1998 年初提出确保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8% 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如几次调低存贷款利率、鼓励银行放款、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等。自 1978 年底的改革以来，只要中国政府一放松信贷和投资控制，国民经济通常会马上出现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是 1998 年中国国民经济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出现一放就活的局面，而 1999 年的经济形势也相当严峻，中国政府已主动将 1999 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为 7% ，但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依然很大。
为甚么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与过去区别那么大？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因为现在的市场供需形势与过去大不相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於短缺经济、卖方市场的局面，比较容易找到好的投资项目。但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全国各地出现了持续几年的投资高潮，外国资本也全面看好中国，外国直接投资从 1992 年以前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到 5% ，一下跃升为以后几年 15% 左右的水平，等这些投资项目在 1995 、 96 年逐渐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经济一下从传统的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目前绝大多数产品出现买方市场，不再容易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投资的市场风险增大。其次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影响。过去银行贷款受到直接的行政干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可以向银行下指令或变相下指令，要求银行为某个具体项目或单位发放贷款，而接受贷款的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对归还贷款往往并不认真对待，银行贷款对它们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拖欠银行贷款的现象就十分严重，银行呆、坏帐比较常见，发放贷款的银行工作人员自然不会对放款失败或低效率负责，即使不是由於政策或行政干预造成的银行呆、坏帐，银行工作人员也会将之归咎於政府政策或行政干预，两种类型的责任搅和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因此，政府一旦决定放松银根、启动经济，银行工作人员就有放贷的积极性，企业也有贷款积极性，经济马上可以走向繁荣。但是， 1993 年 7 月开始的宏观经济调控不但以收紧银根为主要措施，而且开始对银行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四大专业银行开始了商业化的进程，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垂直管理，地方政府无权干预银行事务。银行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责任大大增强，一笔贷款的经手人必须对贷款负责任，即使在贷款到期前调离原工作岗位，也逃脱不了对贷款的责任，即出现所谓的责任终身制。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不能确保贷款安全，银行宁愿购买利率较低但没有风险的国债，出现所谓的惜贷现象。因此，中国政府虽然采取了相当灵活的货币政策，从 1997 年 11 月起，六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的利息，但社会的投资和银行的放款，并未产生货币政策设计者所预期那样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