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称得上伟大的文明，必有其外延的本能，同时在经受另一文明的渗透或猛烈冲击之后 ，仍能固守其特色，且经久不衰。中国传统医药即具有这两大特点，在其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佛教是最广泛、最持久、最深刻的。佛教传入中国最早或最主要的途径是“丝绸之路”，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印度佛教先是传到中亚西域各古国，“胡化”以后再东进中原 ，印僧和胡僧学汉语，汉僧学梵语(文)，共同完成佛教的汉化，并形成以《大藏经》为标志的特有文化景观和体系，吸引了中外学者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侧面发掘、整理、研究这一伟大的文化遗产。
在医药方面，80年代以来，已出现一些论著涉及到佛教医药的历史， 但多停留在史学范畴内，停留在文献学的阶段(这也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剥去佛教医药的宗教外壳，它从来就是要解决生老病死实际苦难的，因此“古为今用”是本文的基点，谨以部分药学内容为例，探讨汉化佛教对中医药的影响，探讨佛教医药开发利用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佛教医药内容散在浩翰的《大藏经》中，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把医药各学科都兼顾到。而且也不可能同时探讨或比较藏传佛教中医药内容，尽管藏传佛教的前峰远达蒙古族(蒙藏医药体系相同，但也各有特点)，并影响到了五台山，这些都有待进一步作专题性研究。
1 原始佛教中的医药内容
原始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其宗旨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佛教宇宙观 和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是“四数性”：四谛(四大真理)，“苦谛”之中就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其它则为精神上或感情上的痛苦。解除生、老、病、死之苦，单纯靠说教是不行的，因此医药知识一开始就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的医术最高，故有药(医)王的别名。最早的《佛医经》(Sutra of Medicine)强调医王“四知”：诊断、病因、制药和治疗，而且认为“疾病与生俱在”。《诸德福田经》得福七法之一为“常施医药，疗救众病”。由此 可以肯定“佛教医药学”(Buddhist Medicine)的客观存在，也是布教的需要。另一方面， 僧、尼四海为家，到处飘泊，亦需要医药保健知识。只是近代医药学现代化以后，传统医药在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才逐渐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佛教的哲学思想和医药理论均带有明显的古希腊色彩，而与吠陀经相佐，吠陀医经的理论基础是气胆痰“三体液论”(Tridosa)，近时学者认为印度的“dosa ”不等于“humors”，而近于中医的“三焦”，是一种上、中、下的区分。为了与“地、水 、火、风”四大相吻合，佛教医药在气。胆、痰之后加一个合并气胆痰综合体液，变成“四体液”，这又与古希腊医学的“血、痰、黄胆、黑胆”“四体液”在内容上不同，可谓“不三不四”的演变。由于本民族和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吠陀医药、婆罗门医药的内容，特别是在方药方面，传到中国后更是如比，凡天竺者，甚至中亚、西域医药知识，一旦被汉僧或中医吸收、掌握、发展，也笼统地称为佛医药。
著名的僧医有Jivaka(公元4世纪初，在华期间行医，活人无数。非通常译为与佛同时代的医耆婆，或译为耆域、只域、时博迦)、Craka、Vagbhata等，把《佛医经》翻译介绍到中国的高竺律炎，也是天竺人，其医学理论的核心是地、秋、风构成人体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或者发生异常，便会生出4科404种病。《药师佛全书)和《治病秘要》分别介绍15种和12种疗，内容十分丰富。
印度原始佛教的自然科学成分比重较大，这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上，花、草 、果、药皆有名(见《翻梵语》)，而且如同其它民族用名一样，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的现象很普遍，如莲花少就包括了睡莲科Nelumbo nucifera和NymPhaea alba两个种，沉香、兜楼香、梅檀香也如此。佛香的来源广泛，用途有浴香、涂香和焚香除了在佛事活动中起到环境消毒和醒神怡神的作用外，也用于医疗。据初步统计，《大藏经》涉药用动、植物有500余种。由于语言、物种分类和分布知识的限制，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失真，讹误是很正常的现象。例如郁金香所指是藏红为花，为制香的贵重原料，但我国古代本草学上一直与郁金混为一谈，且重出番红花一条。李时珍云“郁金香是用花，此(郁金)是用根”。在《本草纲目》 郁金香条下记载佛书上译名“茶矩摩”正是藏红花的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