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丝绸之路的双向性
“丝绸之路”系因中国人发明丝绸，极大地改进了人类的穿着而闻名于世。中国的大黄 、麝香等名药很早就传到了中亚和欧洲。交流是双向的，印度佛教首先传到了中亚，再经丝绸之路东渐，影响中国，这可从汉译佛经的第一人安世高为古安息国(今伊朗高原东部)人得到证实，其后的汉译佛经大师竺法护、鸠摩罗什更是久居甘、新丝路的侨民或混血僧人。 原始佛教在这条有名的丝路上东进，受语言和民族等因素的影响，逐渐改变其外在形式。现已发掘的尼雅遗址佛塔、楼兰故域佛塔均为上塔，就是佛教传入途径的最好物证。
佛教医药随着佛经传入，并且对道家名医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同时中医也对印度的吠陀医学和佛教医学施加影响，脉学著作被译成梵文，但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在国内外均处于空白状态。
丝路上的信息传递虽慢，但很准，如听商人讲述咀叉始罗(今拉瓦尔品第附近)有僧医GHOSA善治眼病，中国帝王不远千里将他请来，使王子重见光明。公元519年奉命出使西域取经的宋云到达乌场国，婆罗门僧医治好他的病，回国后无疑对佛教医药加以宣传，鼓吹引进。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史实。
3 汉化佛教中的医药内容
《大藏经》中包含佛教医经的译文，如：《捺女耆婆因缘经》、《温室洗浴众僧经》、《龙树菩萨药方》、《人身四百四病经》、《婆罗门诸仙药方》、《天竺经眼论》、《婆罗门药方》等。安世高、竺法护、佛图澄、义净等早期大译经家均兼通医药，义净等在译经时还对地、水、火、风为病加以阐发。
佛教名医耆婆的万物皆药思想对孙思邈、李时珍等医药学家产生重要影响，药物种数不断增加；同时药王和医王崇拜的思想，对民俗民风的影响更是十分广泛和持久。
丝路上新出现的医药内容，如《耆婆医方论》、从《千金翼方》保存下来的资料看，用药既有天竺和西域所产，也有内地药材，表现在药物使用上的结合。有趣的是在吐鲁番出土的《五脏论》医学卷子，有署名为《张仲景五脏论》者，内中谈及印度古代名医耆婆；署名《婆五脏论》者，内中主要内容为阴阳五行，表明两种医学体系交流与竞争。
僧医临床治病对象上至帝后，下至众生。有从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来的僧医佛图澄为赵王太子治好其它御医束手无策之病。二十六史医药学家传记中沙门洪蕴传、法坚传、僧智缘传等均为当时著名的僧医，甚好为御医，另有道家陶弘京晚年受五大戒，归铱佛门。孙思邈称他“道合古今，学禅数术……，深入不二(不二法门)，则今之维摩洁耳”。所著《千金翼方》是最早提到《大藏经》的医籍，从“四大”医理、医德，到“万物皆药”的思想均予吸收，多处引用《耆婆医方论》(二十六史未见著录)，有的可能是孙思邈本人发挥，如该书卷22所引“耆婆大土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年不老方”，从方名到组成(紫石英、白茯苓、麦门冬、防风、芍药)均为纯中医药，只是冠以耆婆之名，于主治中夸大其辞(“万病皆愈”)，涂上“须持五戒十善，行慈悲心，救护一切”的佛教色彩，也可能是僧人为了传教的需要而杜撰，但被孙思邈兼收并蓄。再有正史传记虽未载其与佛门关系，但从《高僧传 》、《居士传》内得证所信乃佛，前者如晋时高僧佛图澄、于法开，后者如胡洽(《百病方》) 、王肯堂(《证治准绳》)。故僧医当是以佛事为主，兼行医道，而医僧则是以医为主，信仰佛教而已。无名氏僧医，治好顽疾亦见于史书，如宋书符瑞志记录一沙门用黄散治愈皇帝经年不愈的手创的案例，此种黄散日后皇帝征伐受伤累用见效。
据很不完全统计，与佛教有缘的有名氏医者有30余人，无名氏更多，把二十六史传记和历代高僧传中提到的僧医或医僧全部整理出来，估计有百余人之多。其临床经验必有可取之处。天王补心丹源于“毗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妙补心丸”以及印度和西域香药的大量引进并形成活血化瘀、芳香开窍一类治则就是明证。